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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理论与人才培养”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

发布时间: 发布时间:2018-04-30  作者:北京大学国关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供稿   点击次数:   [] [] [] [更大]

  2018年4月18日,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以“国际组织理论与人才培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成功举办。

     研讨会现场

   

  此次学术研讨会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联合国协会联合主办的“加强全球治理,实现互利共赢”——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参与国际多边合作的回顾与展望高峰论坛的分论坛。

  来自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中央与政府有关部门、国际组织和高校的资深官员及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组织理论与人才培养”若干重要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牛伟宏副局长做主旨发言

 

  研讨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张胜军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助理教授刘莲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蒲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助理教授罗杭围绕“中国学术界对国际组织理论研究的新思考”这一议题先后做主旨发言。

马何祖副司长做主旨发言

              

 

  第二阶段,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唐士其教授的主持下,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牛伟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马何祖、原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何昌垂、 原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尤少忠、原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对外联络司司长和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刘志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主任张海滨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际组织学院执行院长陶家俊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务长姜智彬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组织精英人才计划负责人李媛教授、外交学院研究生部主任熊炜教授、中国联合国协会副总干事黄河参赞等围绕“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政策、实践与教学”这一主题先后做主旨发言。

何昌垂副总干事做主旨发言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烈英教授、西北工业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阮红梅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哈巍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王彬彬等参与了讨论。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吴强出席会议。

  研讨会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嘉宾踊跃发言,深度交流,精彩观点纷呈。来自中央国际组织人才领导小组协调单位—中组部人才工作局的牛伟宏副局长在致辞中强调,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在有关部委和高等院校的支持下,这项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但目前我们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与我们的国际地位还很不相称。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作用就是让研究成果为国家战略决策服务,特别是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机构,汇聚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精英,更要当好国家的高端智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展现了前瞻性,做出了很大贡献,也有深入研究国际组织的专家,希望继续在国际组织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设立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二级学科硕士专业和本科项目并建立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表示祝贺。

尤少忠大使做主旨发言

来自另一个对中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推送工作有重要影响的政府部门--人社部国际司的马何祖副司长在发言中指出,通过政府部门、社会团体、高校、科研院所的通力配合,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条件培养推送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进一步做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一是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二是建议建立跨部门的横向联系;三是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对接,充分与国际组织沟通,了解他们对用人方面的需求;四是推动社会广泛参与,特别是各高校的参与,高校可以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志贤副会长做主旨发言

  与会嘉宾对研讨会成果十分满意,反响热烈。何昌垂副总干事表示,研讨会信息量很大,讨论深入,非常成功。尤少忠大使表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与会者都给予高度肯定。刘志贤副会长认为,这次研讨会规格高,内容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北京师范大学张胜军教授指出,主办方将负责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推送工作的有关部门主管领导、国际组织资深官员、培养国际组织人才有代表性的高校相关负责人及国际组织理论研究的专家等四方面的人士汇聚北大,全方位多层次相互沟通和交流,为进一步推动国内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务长姜智彬教授表示,这是国内高校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就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的办学经验进行深入系统交流,很有意义。

  王逸舟副院长、唐士其副院长和黄河副总干事在总结发言时对与会嘉宾的精彩发言表示衷心感谢,希望未来进一步深化与有关各方的友好合作。

王逸舟副院长主持研讨会

唐士其副院长主持研讨会

与会嘉宾合影

  为进一步促进与会嘉宾之间的相互交流,推动中国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和推送工作,下面特以附件形式编发与会嘉宾的主旨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附件

“国际组织理论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主旨发言全文

 

  一、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政策、实践与教学

  牛伟宏(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组织这样一次学术交流,共同探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这样一个课题。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作用就是让研究成果为国家战略决策服务,特别是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机构,汇聚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精英,更要当好国家的高端智囊。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大,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参与到更多的国际组织机构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国际组织的人才培养,在有关部委和高等院校的支持下,这项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

  国际组织的数量非常庞大,仅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就有4万多人。但是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职员有限,与其他常任理事国相比数量少很多。关系到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重要国际组织近百个,其中中国籍的国际职员只有一千人左右,仅占人员总数的0.87%。我国对联合国会费的贡献率接近8%,联合国的中国职员只有几百人,只占联合国职员总数的1.21%。

我们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与我们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以联合国秘书处为例,只有1名副秘书长、1名助理秘书长,而美国则有十名之多,我们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是最少的。即便是与非常任理事国德国、印度、巴西、日本、韩国相比,我们都有很大的差距。

  目前,教育部和各高校很重视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青年后备人才的培养,并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去国际组织实习,将逐步成为就业渠道之一。我记得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前年就举办过一次国际组织高端人才的培训班,这很有前瞻性。去年共有50多所高校的近180名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外交部、商务部与相关重要国际组织签订了备忘录,加大派送的力度。教育部举办了两期推送高校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工作的培训班。

  由于国际组织的文化和运作模式跟国内的有很大不同,有针对性的加强培训非常有必要,他们需要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思维培养,以便更快地适应国际组织中的工作。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很大贡献,也有深入研究国际组织的专家,希望继续在国际组织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在国际组织中工作的人员,我们将加强关心关爱,建立学习交流平台,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制定相应政策,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谢谢大家!

 

  马何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今天这个会议既是研讨会,也是成果展示会。下面结合人社部的工作实际谈几点思考。

  一是关于国际职员队伍的现状。去年1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到访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工作的中国籍职员数量是57多人。从结构来看,其中55人都是从事语言类或者其他服务类工作。这与我们的大国地位是不相称的。在日内瓦其他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像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员额总数是2100人,中国籍的职员是30多人。在人社部对口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职员总数是600人,而中国籍职员只有十几人。

  二是关于国际职员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中国要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又做出了重要指示,“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总书记还对国际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做出专门指示。

  三是关于国际组织人才工作取得的成绩。说到这两年在国际组织人在培养中取得的成绩,我们经常提到的是目前在三个国际组织担任一把手的职员。我们除了参与政策制定,也在人才培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每年都要举办面向中央国家机关的国际职员后备人员培训班,已经连续举办了七期,很多学员都直接参与国际组织竞聘。与中国联合国协会一起举办了面向社会的国际公务员能力建设培训班,在社会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通过政府部门、社会团体、高校、科研院所的通力配合,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条件培养推送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

  四是关于进一步做好国际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一是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要求,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中央组织部的统筹指挥下,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的开展国际人才培养。二是建议建立跨部门的横向联系。国际组织和对口部门可通过开展不同交流、参加跨部门培训的方式共同探讨后备人员培养的经验。三是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对接,充分与国际组织沟通,了解他们对用人方面的需求。人社部已经连续多年邀请联合国秘书处人力资源厅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专家到中国开展外联项目,北大、清华和浙大都举办了相关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后将把这个活动机制化,定期邀请联合国的人力资源官员来授课。我们愿意与包括高校在内的社会各界加强联系。四是建议推动社会广泛参与,特别是各高校的参与,高校可以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按照联合国人力资源官员的理念,现在联合国招聘的人员学各种各样专业的都有。原来更多的是语言类的,现在是按照不同的专业来招聘,学经济学的、工科的、计算机的都需要。各个高校现有的学科设置基本上能够覆盖。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高意识,大家知道去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去国际组织工作是非常好的选择。不管是对人类发展也好,还是对我们个人发展,这是非常好的选择。第二个要做的是国际组织在招聘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核心能力,我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从自己的职业经验、任职经历和知识结构上来完善。将来国际组织有职位空缺,我们也有能力去竞争。竞争联合国的职位,一次竞争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只要你不断坚持,总有一次你能成功竞聘。谢谢大家!

 

  何昌垂(原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欧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现在我们考虑的是人才培养问题,具体怎么培养、有哪些特色, 是我发言的重点。

  中国有一句话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换句话说,教育人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长期问题。它需要战略规划,必须对我们存在哪些机遇、哪些限制,现有的长处、弱点进行分析。这就需要SWOT分析、战略规划常用的方法。

  国际组织新学科的设立,应该考虑就长期起影响作用的几个维度。

  第一个问题,国际政治的变化对学科的影响,大家已经讨论了很多。大家都谈到世界出在大变化大变革大发展, 但有不确定性,也很不明朗。多极、多元、多边机制的复合运作,联合国机制收到挑战,中国正在,我强调是“正在”走向国际治理舞台的中心,而且要引领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等等。

  第二个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一进入了后摩尔时代,科技、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网络世界变化无穷,大数据、信息技术、智能机、互联网、云计算等等都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驱动社会经济深层次的变化与发展, 冲击着传统思维、文化。这些问题怎么融入学科建设的考虑?学生培养中需不需要考虑这样的需求?国际组织现在和将来需不需要加以重视?

  第三个问题是治理模式。治理模式跟国际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的关联又那么紧密。因为国际组织本身就是全球治理的主体之一, 因此,任何国际组织的改革都应融入学科方向,予以考虑。

  第四个问题涉及发展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以及知识四大要素中,人才资本及知识是第一位的。谁掌握了人才资本,谁掌握了最优秀的人才,谁就掌握了创新的动力,谁就掌握了核心竞争力。全球治理引领的问题其实就是人才资源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国际型性人才培养和储备应该作为国家战略资源来加以投资。

  谈到战略资源,我想到当今国际组织人才资源存在的危机和挑战。我个人认为目前存在着“三化”问题。一是国际组织人才机制的固化,它的人事、行政制度、招聘、升迁、提拔等等,基本上都有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组织建立是沿袭的痕迹,非常顽固。二是由于机制的固化也引起了人才老化问题,尤其是国际组织许多老职员都是婴儿潮一代,现在面临退休。我初步统计一下,有38%的职员将在今后三年退休。这一代人的问题主要是受到学科限制,进去的大部分都是语言学科或者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对现代科学技术、现在社会、经济、贸易领域专家比较少。三是知识退化。原来进去的人很少有继续学习机会,一味努力工作, 知识付出打入知识输入, 补充困难, 特别是对科技进步的跟踪学习机会很少, 更不是知识潮流。

  今后我们如何顺应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战略趋势?我们的人才如何驾驭科技发展的动能,有效推动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发展三维空间?我们培养的人还应该懂得回答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改革能做哪些贡献?如何把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国际组织本身的治理能力治理水平成为我们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 应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领导人对国际组织人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标准。具体大家都很清楚, 包括:熟悉国家的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悉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

  联合国则要求其职员具有三个核心价值观,即: 专业、正直,尊重多元;八个核心能力: 善于沟通、团队合作、计划和组织,责任当担、客户导向、创新思维、科技意识、持续学习

  对于领导岗位的职员,还要求具有六方面领导才能:战略眼观、领导力、赋权他人、建立信任、业绩管理、判断力与决策能力

  从培养角度来说,建议从领导力、执行力、创造力、影响力四个方面切入。

 具体课程设计可从六个方面考虑: 家国情怀,大爱精神,一专多能, 沟通能力,包容并蓄,团队精神 。这些要求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

  办学中需要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1. 突出中国特色办学:面向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客观需求,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思,集中政府与社会多种资源办学,探索设计精品级的课程。

  2. 专才与通才的培养:统筹北大多学科优势资源,注重多学科交叉,特别是文、理、社、经知识的融合,培养“两栖”跨界人才。

  3. 知识和技能的平衡:防治偏重传统学院式的理论教育, 加强国际组织程序性工作能力的训练, 培养技能城市国际组织理论研究,又有多元文化环境工作能力的实用型人才。

  4. 教学与实习的结合:避免重教学轻实践,重视提升实操能力。开拓国际国内多渠道实习平台,提前和潜在的用人组织衔接, 建立长期合作实习安排,“项目介入式”, 铺垫就业基础。

  5. 人才金字塔的建构(三类人才):注重多层次、宽领域人才梯队的培养。通过模块式设计,分类培养 管理人才—D级别以上和 技术人才—P2-P5,实现阶梯式人才战略储备的目标。

  参与全球治理,应该培养两个队伍、双轮驱动。我们现在想的是到国际组织秘书处去工作,这是轮子的一边。其实还有轮子的另一边,非常重要,也就是国际组织的治理与管理层、如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专家小组等等。吴红波大使昨天的观点,我非常赞同,要利用好现有的发言权,应该加强参与,发挥作用,提供方案,才能扩大影响。 我们需要加强配套政策, 让更多的人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组织治理层活动,包括非常政府组织的活动。

  2014年,我回国以后通过多种渠道提出了15点建议,里面谈到了一些政策问题。培养秘书处工作人才后备力量要有明确的方向,应该有系统培养得机制。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国际组织的双轮队伍, 做到进得去、站得住、做得好、升得上;能够发得出声音,体得出方案,起得了影响。这是长期任务,既是国家问题,也是个人问题。我非常支持中组部把各个部门协调统一起来,不拘一格降人才,打破部门利益, 全国选贤。要推荐优秀人才,关键是在于个人的条件是不是满足国际组织用人单位的需求。让国际组织感觉你培养的人合格, 他们舒服了,你的人进去才能起作用。这是我们培养人才的基本目标。

谢谢大家!

 

  尤少忠(原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大使):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受邀参加这个研讨会。就讨论的主题,我非常简要的说几点意见和不成熟的思考,从四个方面来谈。

  一是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分析、研究与评估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政策、实践与教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提出的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中心的和平与发展的理念。这个重要理念涉及国与国双边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了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国际权力观、全球治理观。我认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政策、实践与教学要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统筹规划与协调发展,使我们培养的国际组织人才能够立足中国、胸怀世界、不辱使命。

  二是从把握历史规律和认清世界大势的广度来分析、研究与评估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政策、实践与教学。什么是历史规律和世界大势?一个国家、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大势中发展。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开放融通、改革创新是三大历史现象和世界潮流。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政策要符合这三大历史现象和世界潮流,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健康协调发展,尤其是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教学更要充分反映新时代背景下的开放与变革的大趋势,该开放的要努力开放,该变革的要努力变革,该调整的要调整,使我们培养的国际组织候选人才能够适应世界大势与时代潮流的需要,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顺便提及我的一点评论,刚才蒲教授谈到的我们培养的国际组织人才是不是要与我们国家培养的公务员和外交官相区分?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从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工作的体会看,首先是中国籍国际公务员要有中国特点,其次是中国要参与,只有进入国际组织才能提出体现中国思想的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如在国际组织外部,就没有机会贡献中国智慧。我个人的观点,国内培养公务员和外交官的做法与国际组织本身对人才的要求是有区别的,但可以相互借鉴,两者亦不矛盾。

  三是从国际组织运作特点的维度来分析、研究与评估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政策、实践与教学。国际组织机构众多,任务多元,运作复杂,具有全球性、专业性、规则性、平等性、公开性、包容性、斗争性、复杂性、脆弱性等等特点。但是,我以为专业性、规则性是其中突出的特点。所谓专业性就是国际组织都负责某一个领域,如世界贸易组织负责研究与开展与贸易有关的事务。规则性是指国际组织的重要任务和功能就是制定国际规则,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信息等领域的有关规则等。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具备上述多个特点。广义的讲,国际组织人才要求专业业务要精、知识面要广、动手能力要强、人文修养要高、跨文化交流能力要好。从我个人的了解,现在国内开展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培训及推送工作才刚刚起步,离国际组织运作的特点、要求和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和改进的空间。我认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教学既要借鉴国际经验、国际标准,同时也要考虑中国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培训、实践和教学任重而道远。

  四是从中国与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现状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和务实开展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政策、实践与教学。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在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现状主要有三大问题。一是在主要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籍国际公务员总体数量不足,特别是高级官员偏少。二是中国人进入国际组织工作的主要障碍和困难,在国际组织层面是语言和工作经历单一,在国内层面是体制、机制不适应日益变化的形势发展的需要。三是国人缺乏国际组织、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知识,有志于从事国际组织工作的意愿不够强烈,没有形成相应氛围。我们现在和即将开展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培训的政策、实践与教学要围绕前述问题而谋划与开展,有计划、有目的、有重点的推进,使我们培养的后备人才能够适应当前和长远需要,能够为不断变化中的国际组织、多边外交和全球治理做出贡献。现在有一种提法是把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推送工作视为就业,这种提法也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推送人才到国际组织工作不是简单的解决就业问题。在国际组织工作本身要求很高,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去的。我们应该从战略的角度去看待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推送这个问题。目前,我们的人才培养政策、实践和教学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不是短期内就能够解决的,但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政策一定会有新举措,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教学一定能取得新进展。谢谢大家!

 

  刘志贤(原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对外联络司司长和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

在国际组织工作过的职员总觉得我们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人数少,权力小、地位低,很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多派些人,以扩大话语权,发挥更大作用。刚才何院士和尤大使在发言中提到,他们回国后专门向组织反应过,提交过书面建议。我也多次汇报过,但没有提交书面的看法和建议。

  2014年,我到中国联合国协会以后,弥补了这一遗憾。我到任后就开始申请调研资金。第二年,经深入广泛调研,当年向上级部门和有关单位提交了一份“关于向国际组织推送人员及其措施”的调研成品。该调研报告收到各方好评,并在外交部一年一度的调研评选中获奖。其实,向国际组织推送人员这件事能够引起国家高度重视,我想可能同我们多个国际职员不断向组织反应情况提出建议是有关系的。

  下边请允许我做一点评论,提出两点看法和三点建议。

  一点评论:近期国家出台的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的政策,速度快、力度大、采取的措施富有创新和前瞻性。这项工作由中组部主抓 一抓到底 体现了国家的重视。相信只要扎实落实 很快就会有可喜的成效。据我所知,人社部教育部都在积极行动真抓实干。

  我曾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多年,外交部管国际组织,其他职能部门也管国际组织。当时,如果有职位空缺,你的主管部门没有人选人员推荐就到此为止。每次国际组织一把手来的时候,我们希望部领导可以提一提进人的问题。有的部领导提了,人家也很重视,让我们提供人选,然后我们就没有下文了。现在这项工作统一归中组部管理,这就解决了输送人员部门主义本位主义问题,是个很大的进步。

  我有两点不成熟看法,错了请各位批评指正。一个是我觉得国际组织人才培训的教材比较少、碎片化、不成体系。人大本世纪初就出过一两本教科书,最近我又发现了吉林和上海的学校出的两本教材。如果有条件的话,希望有能力的学校补充丰富一下教材内容。还有就是授课老师、教师队伍的问题。北京的学校有独特优势,近水楼台容易请到政府主管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国际组织驻京代表等相关人员来授课,其它城市的学校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在这方面也需要做些努力和安排。第二点看法是,国际组织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如每个国际组织都需要会计、审计、IT人员、法律专家等等;此外,我也时不时听到,国际职员名额有限,但我认为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出了到国际组织去,也适合到国企、合资企业等涉外的机构工作,这些单位对人员的素质要求雷同、没有多大区别。

  最后提三点建议。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到政府间国际组织实习、工作固然重要;国际上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也可以考虑。另外还有发达国家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也可以给他们推荐人才去实习和工作。因为他们跟国际组织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的实习生、职员出去后,希望组织上给他们提要求、加强管理,比如他们应该定期提交工作汇报、述职报告等等; 二是关于人才培养,模拟联合国活动是个很好的人才培养平台,现在这个活动很受学生欢迎,很多学校,包括大学、中学都在举办而且搞得非常好。有关部门可以给予鼓励和支持。三是关于我们向国际组织的捐款,我们可以向国际组织提出捐款中有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我派出的实习生或工作人员。这也是解决我输送实习生和职员的一个办法。谢谢大家!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国关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主任、教授):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创建新学科,服务新时代—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实践与思考”。我的发言内容包括三部分,即北大国关学院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首先,我简要回顾一下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历史。在教学方面,自1993年起,国际关系学院在国际政治专业下开始招收国际组织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96年起开始招收博士生。2015年起,又设立了国际公共政策专业硕士项目,每年招收30名学生。1993年以来,国际组织方向已经培养110多名中外硕士毕业生、20多名博士毕业生,许多毕业生活跃在中国的涉外部门和各类国际组织。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中国驻WTO大使张向晨、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岩松等都是其中的优秀毕业生代表。2001年在国际关系学院梅然教授倡议下创立的北京大学模拟联合国协会是中国高校最早成立的模拟联合国组织,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中国高校中最具影响力的大学生模拟联合国协会。北大模联通过每年举办中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活动和亚洲大学生模拟联合国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北大学生和中国乃至亚洲高校大中学生对国际组织的认识和热爱。在科研方面,1997年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杰创立了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她退休后由我接任中心主任至今。迄今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已承担60多项国家级、部委及海外研究项目,经费突破1000万元人民币,出版了《联合国遭逢挑战》、《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环境与国际关系》、《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等30多部著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5项。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常年为外交部、发改委、科技部、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家林业局等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咨询。多份咨询报告获得习近平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批示,产生良好社会效益。2015年,国际关系学院又成立了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贾庆国院长担任中心主任。这进一步加强了国际关系学院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力度和广度。在对外交流方面,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与许多世界顶尖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保持定期学术交流。学院老师深度参与联合国环境气候谈判、中国-东盟对话机制、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的研究和政府咨询工作。国际关系学院每年都要接待多批国际组织负责人的来访。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等国际组织负责人曾到访国际关系学院。

  回顾历史,我们一直在努力耕耘,取得了一些成绩。刚才中组部牛伟宏局长在致辞中对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给予积极评价和充分肯定。这是对国际关系学院的巨大鼓励。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国际关系学院过去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战略定位不够清晰,没有把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上升到国际关系学院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的高度。二是系统性不足。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是系统性工程,从学科建设到学生实习需要全过程统筹。过去我们的培养模式还是零星的,不成体系。

  下面,我想向各位介绍一下国关学院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现状。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推动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我们对国内兄弟高校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初步调研。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等高校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次上积极开展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工作,取得了大量宝贵经验。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上述有代表性的高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办学经验,大家相互交流,互学互鉴,共同进步。

  各位朋友,对北大国关学院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而言,2018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国际关系学院培养国际组织人才进入崭新阶段:一是北京大学决定在国际关系学院设立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二级学科硕士授予点,每年在全国范围预计招收20名研究生;二是设立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本科项目,每年从在校学生中招收30名、双学位生80人,辅修人数不限。上述项目均对国际学生开放。三是国关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正式建立,为学科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和机构保障。上述变化表明,国际关系学院正在从战略高度并以系统性思维对待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工作。

  在北京大学,我们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基本目标是培养高水平的、具有中国情怀与全球视野的人才。近期看,学生应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具有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能力,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具备较强的领导力和协调力;长远看,学生成为具有开创精神、能够引领世界思想潮流的精英,具有综合性的知识背景,能够超越现代社会对人类知识的人为分割,在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世界先进思想的基础上,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人才的基本素质应该是习主席所总结的那样: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如果具体到我们的学科建设,优秀的国际组织人才应具备4个“二”:两种情怀--中国情怀和世界情怀;两门联合国工作语言(汉语除外);两种文化---中国文化、世界文化;两种能力--实际工作能力和理论分析与逻辑归纳能力。

  我们设立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不是单纯的进行国际组织研究,而是把国际组织研究和国际公共政策研究结合起来,重点研究安全、经济、贸易、能源、人口、公共卫生、国际发展领域的国际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绩效评估、权力转移和政策扩散,聚焦于国际组织在国际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模式、影响及影响路径。这是一个新的专业和学科,其学科的理论基础是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强调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我们决心乘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东风,发展新学科,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贡献力量。

  毫无疑问,一流的学科建设是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的核心竞争力。为此,我们当前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建立强大的师资力量。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汇聚了北大校内外一批理论学养深厚、拥有丰富的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名师和资深官员。整体师资体现为3个1/3。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优秀师资占1/3,北京大学其他院系的优秀师资占1/3, 校外的优秀师资占1/3,包括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资深官员。

  第二,制定比较科学系统的本科和硕士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以本科项目为例,跨学科和实用性是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最大特色。我们充分利用北大41个“双一流”学科,为学生提供了70多门可供选择的跨学科优质课程,课程涉及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农工医,基本覆盖北大所有院系。其中核心课程包括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国际公共政策导论、中国政治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定量方法、谈判模拟与国际公文写作、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前沿、中外文化比较、国际关系史、政治学原理、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培养模式是与世界顶尖大学合作,实行国内外联合培养,包括远程联合授课、学生交流、共同颁发学位、赴国际组织实习等。

  第三,加强教材建设。我们要打造核心教材体系,正在编写《国际组织概论》、《国际公共政策导论》、《国际组织与定量研究》等教材,体现国际关系、国际法和公共政策等多学科融合的特色。我们正在与智慧树合作制作视频教材,拟邀请50多位资深专家和官员,围绕“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全球政治大趋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大使论坛”和“国际公务员实务”等主题打造四套精品视频教材。目前,第一专题的录制已近尾声。

  第四,推进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打通学生赴国际组织的实习渠道。目前国际关系学院已与联合国开发署、环境署、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等国际机构就课程建设和学生实习等问题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最后一部分,我想谈谈国关学院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的未来

  展望未来,我们在建设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的道路上面临几个难点:一是学科创新难;二是学生实习难。刚才各位专家已经提到去国际组织实习不容易。我们的本科生是30人,硕士生是20人,最起码要保证他们去国际组织的实习机会,因此难度很大。三是国际组织就业难。毕业生最终能否去联合国系统这一类的国际组织工作取决于很多因素,谁也保证不了。因此,拓展学生的就业渠道,包括去国际非政府组织和中国涉外机构就业也非常重要。

  要克服这几个难点,单靠国际关系学院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北京大学校级层面的大力支持。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北京大学从学校层面高度重视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工作,将其作为北京大学的一项中心工作在抓。党委书记郝平和校长林建华多次就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做出重要指示并亲自过问。北大研究生院、国际合作部、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等单位全力贯彻与支持,开设了“北京大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暑期项目”、“海外专项实习计划”和“国际组织就业信息网”等,受到北大学生的欢迎。北大法学院、教育学院、燕京学堂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北京大学正在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推进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这对国际关系学院建设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学科不是一般的机遇,而是战略机遇。我们要用足用好这个机遇。

  必须强调的是,对北大国关来讲,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低、中、高级人才的培养和近、中、远期规划。我们既要培养应用型的国际组织人才,又要高度重视国际组织理论人才的培养。这是北京大学的历史使命。未来拟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要积极引进海内外优秀师资,扩大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教师队伍;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一个高质量的课程体系永远是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最核心的竞争力。

  二是要在现有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博士专业方向基础上,考虑设置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博士点,培养高层次国际组织理论研究人才。

  三是建立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研究院,打造中国国际组织政策与研究的旗舰智库,成为中国中高级国际组织人才职业培训的重要基地,建立中外合作交流的高端平台和组织协调中心。

  四是筹建国际组织人才基金,为学生前往国际组织实习、开展国际组织研究提供财政支持。

  五是加强与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国际组织、社会各界及兄弟高校的合作,推动建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全国性论坛或联盟。谢谢大家!

 
  陶家俊(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际组织学院执行院长):

  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北外承担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探索国际组织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实践和思考。

  一、谋局布点,服务国家全球战略

  培养和储备一大批国际组织需要,掌握并擅于运用国际规则,具有突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多语种语言技能、跨学科知识的复语复合型高端人才,既是时代赋予一流大学的新使命,也是大学主动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外国语大学在1979年设立了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截至2016年,已为联合国系统和国内机构共培养了1200余名专业翻译人才。在此基础上,2010年,我们承担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探索国际组织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在招生选拔、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制、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通过近8年的改革探索,实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突破和创新:

  一是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深入挖掘外语学科与非外语学科的潜力。非外语学科主要涉及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实现外语学科与非外语学科的学科交叉、融合,开辟了全新的学科领域。

  二是利用北京外国语大学98个外语语种和国别区域研究的独特优势,搭建统领全校、对接国家战略、服务于前沿交叉学科的智库平台,创新科研体制机制。

  三是面向国家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一带一路”和新型外交人才需要,通过语种复合、学科融合,于2017年4月成立了全国首家国际组织学院,充分发掘学校本体和国外一流大学人才培养资源,培养全新的复语型、复合型全球治理和国际组织的实务高端人才

  二、项目的探索与实践

  1.项目的理念、目标和模式。

  “项目”旨在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通晓国际规则、精通以英语和法语为主的两种以上联合国工作语言,具有出色的跨文化沟通和实践能力,掌握丰富的国际法、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与金融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在全球化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和富有创新、合作精神,能胜任国际组织工作的复语型、复合型高端外语人才,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通过英语+法语、英语+其他联合国常用语言、英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实现语种复合。通过外语与国际政治、国际法、国际经济、国际传播等学科的复合,实现复语复合人才的培养。

  项目实施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筹备阶段,2010-2012年,主要面向全国985、211高校、财经类、外语类高校的本科生进行项目宣传,举办夏令营和人才选拔,开拓国际合作渠道,搭建国内外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和国际组织实习平台。二是人才培养实施阶段,2012年-2015年,主要时间节点为项目首批26名学生从入学到实习、毕业,是项目实施的小循环。主要改革目标是认真对照项目实施方案,注意落实改革措施,实施培养方案,推进出国留学实习基地建设,积累一个小循环培养的实践经验。三是项目的孵化和总结阶段,2015年-2017年。在经过项目培养的一个小循环之后,系统总结项目的管理和运行实践工作,输送学生赴国际组织实习就业工作。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的基础上,成立国际组织学院,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进一步实体化、制度化。

  三、项目探索的成效

  1.创新招生选拔机制。由专项工作组每年到全国各地50多所高校进行250余场宣讲,受众近万人。

  2.创新了课程体系及培养机制。打破学科界限,注重外语能力、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三者有机结合,体现了外语学科与非外语学科的学科融合性,实现了教育优质资源的共享,搭建了人才培养平台。

  课程分为三个类型、六个模块,公开课程、外语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与国外大学进行有效衔接,实行课程互补、学分互认,鼓励学生到国外顶尖大学攻读学位。我们与国外的10余所大学建立了深度的中外联合培养关系。

  3.组建了多元化、国际化为特色的三结合导师队伍。搭建了跨语种、跨院系、跨学科的平台。 

  4.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塑造学生的红色理想和信仰。

  5.赴国际组织及相关机构实习和就业的导向机制。所有学生要求到国际组织及相关机构进行为期3个月以上、6个月或者12个月的实习经历。目前已有5人成为国际组织的正式工作人员,包括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四、关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思考

  在培养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人才的时候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广一点,不能仅仅培养中国公民。将亚洲、非洲、拉美国家的一流人才纳入到培养体系,把我们的人才培养范围拉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流生源,我们十分欢迎他们来校攻读博士学位。

  这次机会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学习,这些宝贵的经验和财富也是我们进一步推陈出新、加快改革步伐的有效动力。我们愿意与各位兄弟院校的领导、专家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团队,为国家分忧、为民族分忧,为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培养提供全新的人才。

 

  姜智彬(上海外国语大学姜智彬教务长、教授)

非常高兴得到海滨教授的邀请参加这次会议。这个会议是我校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我向各位专家介绍一下我校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状况。

    我校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经过这样的发展进程。2007年,成立了国际公务员人才实验班。2015年,学校的拔尖人才培养集中在一起成立了卓越学院。2016年,成立了多语种高级翻译实验班和多语种国别区域实验班。2017年,将原来的公务员人才实验班并入卓越学院,成立了多语种国际组织人才实验班。

  卓越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以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兼具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擅长多元文化理解和沟通、在国际事务和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国际青年精英。

  多语种国际组织人才实验班是我们重点打造的培养平台,有机融合荣誉教育与我校国际公务员人才实验班的经验,旨在培养中外文水平优秀、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公共管理人才。

  “多语种+”人才培养的内涵和目标,除了培养传统语言类人才,我们还对语言人才的内涵进行了拓展,要“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即不仅可以用外语说话,还可以进行国家研究,精通某一个领域。

  卓越学院配备了相对高水平的师资,为每一个学生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实行双院管理,更加灵活,而且可以调动各专业学院的积极性。学生在相应专业院系学习专业课程,在卓越学院学习英语强化板块课程、通识教育板块课程、国际素养板块课程、国际课程板块课程。

  卓越学院的英语强化板块课程从今年开始进行改革。原来的语言教学传统上是听说读写,今年改为中国文明史、中国哲学思想、全球文明史、西方哲学思想、现当代文明经典等课程。这些专业课程通过全英语的方式授课,既解决了英语教学的问题,又加入了人文基础的内涵。

  我校的国际组织人才平台素养课程也是借鉴了其他兄弟院校的经验。

  我校积极构建学生赴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平台,打通国际组织实习就业的通道。利用我校与联合国纽约总部签署的《上外与联合国总体合作框架备忘录》,以高级翻译学院为突破口,安排学生到联合国实习。

  2015年2月,我校与中国联合国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三年间,我校与中国联协进行了多方位的合作,共动推动联合国问题研究、教学和宣传。

  我校积极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鼓励学生开展国际实习,开展全方位指导,开展校内、校外活动,调动学生积极性,参与相关活动。邀请专家学者到学校开展相关讲座。2017年在上海举办模拟联合国大会。

  我们今后会向更多的兄弟院校学习。谢谢大家!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短板。近年来,清华大学十分重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提出了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global competence)人才的教育理念,对全体学生开展全球素质教育,相关培养职责分布在各个院系和管理机构。其中,社会科学学院强调全球治理人才培养,苏世民书院强调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公共管理学院强调国际发展人才培养,新闻与传播学院强调全球传播人才培养,环境学院强调全球环境人才培养,医学院和公共健康中心强调全球健康人才培养,总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开发新项目和整合新资源来形成总体优势。

  我所在的社会科学学院是清华大学连接人文学科和理工学科的枢纽学院和文科基础学院,我们主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强调小而精、融而强,注重提升全球胜任力。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上实现了从培养“站在中国看世界”的人才向“站在世界看中国”的人才转变。过去40多年,清华大学的主要精力是主要是培养“站在中国看世界的人”,想到的更多是怎么为国家服务,许多清华人也往往是站在国家和民族高度思考问题,培养学术大师、治国英才和兴业之士。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培养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人才应该突出强调培养“站在世界看中国的人”,要学会站在国际组织领导人比如联合国秘书长、WTO总干事、IMF总裁和世界银行行长角度思考全球问题,探索解决方案,培养治理能力,这是清华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坚持的核心理念。

  从学校层面,对实现从“中国中心”向“世界中心”的转变也有系统的思考。邱勇校长提出了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新百年清华大学办学理念,把国际化战略放在突出位置。在2016年,清华大学出台了第一部《全球发展战略》,2017年推动建立亚洲大学联盟,在美国创办全球创新学院,在深圳创办国际校区,在意大利米兰建立中意设计创新基地,创办了世界和平论坛和达沃斯一带一路论坛,所有这一切都是清华大学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服务于国际组织人才和全球胜任力素质培养的重要举措。

  关于全球胜任力的培养,清华大学强调两个方面:一是高端引领,二是全员素质。

  在高端引领方面,创办旗舰高端引领项目,比如苏世民学者项目、全球治理双硕士项目、全球治理兼修硕士和能力提升证书项目、国际组织人才认证证书项目、人文社会大类的全球治理专业方向、环境国际班、全球传播硕士项目等。在学校看来,我们不是面向国际组织量身定做一部分学生,那样培养的面太窄了,与人才培养的大方向是不符合的,清华大学是综合性大学,不是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而是要培养清华大学学生。

  在全员素质方面,强调在全体学生的培养方案中渗透全球胜任力的元素。在公共政治理论课、外语课、人文素质讲座、实习实践、综合论文训练、学生社团和校园文化建设等人才培养环节上,学校专门设立了国际教育办公室进行统筹协调,全面撒网,渗透全球素质教育。同时,推动旗舰项目和全球元素的融合,在本科教育层次强调通专融合、大类发展,在研究生教育层次强调文理融合、专业培养,在继续教育层次强调融合共进,创新发展。总之,旗舰型高端项目主要发挥引领作用,通过旗舰性项目的引领,在全校范围内塑造 “站在世界看中国”的校园文化,推动文化育人,环境育人。

  在社科学院,关于全球治理的人才培养项目,在培养知识体系上强调四个方面的融合:通识教育、专业素质、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在每个方面都落实了指标,每一个指标都有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没门课程和培养环节都针对这些指标形成能力矩阵,构建起了全球治理人才的知识与能力素质体系。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即4G人才培养:一是全球公共政策素质(Global Policy),学生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公共政策,更要了解全球公共政策的性质、内容和方向。二是全球思想素质(Global Views),要求学生了解全球性问题的多种观点,增强跨文化沟通的能力。三是全球课程体系(Global Curriculum),整合国内外课程资源,形成全球素质能力的课程体系。四是全球实践平台(Global Practice),通过本科生闯世界计划、南方浸润计划、Go practice计划和地平线计划等专项计划,深化全球实习实践,培养全球视野和创新能力。

  为加强全球治理人才培养资源的整合,我们重视存量和增量的协同共进。一是现有资源提升。清华大学正在探讨将校内外的现有资源整合成一个全球事务学院,依托一个强有力的二级学院平台来推进国际人才培养。在没有形成学院之前是由国际教育办公室来协调。国际教育办公室是清华大学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牵头单位,涉及到国际处、研究生院、教务处等等各个院系,努力协调现有资源形成全球胜任力的人才培养体系。二是强调文理渗透。国际组织不仅是政治组织、安全组织、经济组织,它包括各方面的组织,还有民航组织、气象组织等等。我们不能把所有人放在一个篮子里培养成一类人,而是要分散培养。我们强调双学位,兼修硕士。去年第一批兼修硕士录取了6个人,来自于环境学、建筑学、公共管理等。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经拥有很好的基础。三是强调超前布局。注重与中组部、人社部、外交部、商务部、中联部等相关部委进行合作共建,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共建,超前布局,全力把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也推进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地带。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对清华大学来说,始终与祖国同行,是我们永远不变的情怀。伟大祖国的事业发展到哪里,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就跟进到哪里。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地带,培养扎根中国大地、胸怀全球视野、服务民族复兴的创新型人才,努力走在世界顶级大学前列,是我们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使命。我们愿与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国内同行携手努力,共同努力,谢谢大家!

 

  李媛(浙江大学国际组织精英人才计划负责人):

今天发言的六个学校里只有我们一个学校不是来自北京和上海。按照刘志贤会长的意思,北京、上海的学校要做好,非北京、上海的学校可以做不好,如果做得好就是一个惊喜。

  我们是2015年9月开始设立的国际组织精英班,每年招生一次。到今年是第三届,有来自全校25个专业6个语种的142名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项目获得了浙江省高等教育改革项目的立项。经过三年的探索,取得了一点成绩,进行了一些思考。下面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

  我们初步形成了一个人才培养体系,首先设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目标,为此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学习和探索,研究了联合国对职员提出的核心价值、核心能力、管理能力。我们研究了全球竞争力的要求。我们也研究了中国学者对国际组织人才提出的基本素质。我们特别结合2014年出台的《中国学生核心素养框架》,要培养怎样全面发展的人。当然,因为我们是植根于浙江大学,所以我们在培养人才的时候必须考虑浙江人才的育人目标。浙大在浙江这块沃土上,学生不能只追求高薪的就业,而应该满怀为中华复兴、中国梦的伟业而奉献的精神。这是我们面临的艰巨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精英人才培养计划的培养目标要具有以下四点。我们特别提出毕业生毕业以后未必直接进入国际组织,但他应该具有进入国际组织的能力和素质,可以在国际组织内任职,也可以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国际事务性工作,成为国际组织的后备人才。这样的人才必须具有硬能力和软能力。硬能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中国情怀、全球视野、国际交往能力和世界责任担当这样的软能力提升恐怕要下一些工夫,做一些设计,才能让学生有所养成。

  培养路径,在本科阶段有语言+国际组织模块+X专业。对外语学院的人来说,他需要修读浙江大学提供的任何一个辅修,包括自然、工程科学、医学或人文社科。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他必须到外语学院的平台上修读语言和国际组织等等。

  这批国精班的学生分为三种类型。最外围的是微辅修的,来我们这里只是读一些课程,参加一些活动,有一点“围观”性质的,可能是几百人。还有一种是要拿到辅修的证书,11门课,25个学分。最内核的部分是荣誉证书的学习者,他们有较为强烈和清晰的国际组织职业生涯规划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要完成要求的学时、各种活动和志愿服务的学时。

  课程设计主要依托浙江大学的多元学科背景以及比较全面的通识核心课。许多课程我们一个学院是没办法提供的,但浙江大学有比较丰富的课程体系,我们要求学生在一些课程中有意识的选择跟培养目标比较匹配的课程。外语学院的各个语种又能够提供国别区域的研究课程,再辅之以国际组织模块,这样就集聚了学校的优势力量。

  过去三年,我们很有幸地得到了中国联合国协会的大力支持。与上合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也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的海外合作高校也是依托浙大已有的平台,采取1+1的联合培养方式。聘用我们在国际组织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专家作为实践导师,为学生培养提供实战经验。学生可以从导师这里学到课本上没有的知识。

  在学生成果方面,我们成立了国精班学生联合会,由学生自行组织管理自己;我们在多个全国性的比赛中获得了一些大奖;特别高兴的是我们的“青年力量·中国声音”提升全球治理素养、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获得2016—2017学年浙江大学志愿者服务创新项目。通过志愿活动,

  鼓励学生关爱他人、服务他人。我们还有一些同学到国际组织实习,就在这周六,我们将有一个线上讲座,是这些在国际组织实习的同学与大家分享经验。

  最后我想介绍下我们的培养特点。一是我们对目标的界定不仅是知识、素质、能力,还有品格,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为了能够提升品格,我们进行了很多探索。比如我们依托浙大情商中心为国精班学生专门开设情绪只能提升课程,我们组织国精班学生跟国防生一起进行拉练,磨炼他们的意志。二是我们的培养理念是work studies,在做中学,在活动中,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软能力。这不仅需要第一课堂,更需要第二、第三、第四课堂的支撑。我们努力在第二课堂中贯穿活动的理念,让学生在活动中去学习。比如,我们去年举办了六场大型活动,由学生自己管理、组织,运行,最后启发他们对活动的整个过程进行反思:在整个活动中,自己做到什么、没有做到什么、怎么处理突发事件。第三课堂指的是走出校门进行志愿服务,特别是支教、支边,了解学习中国国情。第四课堂就是到海外进行学习、参访。这些都可以让学生比较多地近距离地接触国际组织,培养他们立志为国际组织工作的志向。

  我们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刚刚起步,虽然课题在2017年以优秀的成绩结题,但其实我们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还在路上,特别恳请在座各位学者专家继续支持、帮助和关心我们。谢谢大家!

 

  熊炜(外交学院研究生部主任、教授)

非常荣幸能与在座嘉宾,就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外交学院自1955年由周恩来总理倡议建校以来,60多年来一直以服务中国外交事业为宗旨,是一所培养优秀外交外事人才的小规模、高层次、特色鲜明的专业高等院校。学院以周总理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十六字方针为校训,秉承“外交特色鲜明,外语优势突出”的办学理念,致力于培养“爱祖国、知世界、通专业、精外语、高素质、复合型”的优秀外交外事人才。作为小规模特色高校,外交学院跻身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我们拟建设的一流学科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与外交学学科。前面听了各位老师介绍各自学校的情况,特别受启发,有些具有共性的内容我不再重复,下面我主要想汇报一下我们外交学院在国际组织人才方面培养方面所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

  就像海滨老师刚刚介绍的,外交学院的本科专业应该是全国最早在本科阶段招收国际组织方向的学校。老院长吴建民大使很有前瞻性的认识到中国将来会有大量的对国际组织人才的需求。他当时力主在本科专业设置这样一个方向。自2007 年起,我院国际组织方向每年招收本科生一个班,约20人左右。专业名称是外交学,学制四年,授予法学学位。以政治学为主干学科,国组方向主要学习外交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以及国际法、国际经济的相关知识,注重培养五种基本功和五种能力:即政治基本功、专业基本功、语言基本功、交流基本功和信息技术基本功;和调研能力、办案能力、礼宾能力、谈判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方案总学分161个学分,其中专业必修28学分,英语必修64学分,此外任选和选修课程中还有很多英语和双语授课课程。因此,英语学习几乎相当于很多学校英语本科专业的课时量。在主要专业课程方面,除了外交学概论、近现代中国外交史、当代中国外交、当代国际政治、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战后国际关系史等课程外,国组特点的专业主干课主要是多边外交、国际公法、外交谈判、国际组织概论、国际公务员制度、国际危机管理等课程。自国际组织专业方向建立以来,我们学院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收获了很多,但是也确确实实地在实践中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是人才培养出口的问题。虽然从总体来看,从外交、外事的角度来讲,外交学院外交学专业的学生就业匹配度很高,我们的学生大部分从事外交、外事专业领域工作,符合专业培养要求。这也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但是具体到国际组织方向来说,真正能够在国际组织工作的学生凤毛麟角。有些同学是本科在我们这里毕业,到海外读了硕士以后到国际组织工作。

  二是关于学生学习实践平台的问题。对外交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老问题。比如,美欧国家的外交学院、国际事务学院的学生可以在政府机关、国会等单位实习。而我们中国的高校学生想要在外交部里实习是不可能的。当然也有一些情况,像大型的“一带一路”论坛或是峰会外交也有让学生做志愿者,但这离真正的业务实践还差很远。国际组织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是面向实践的,缺乏实践和实习平台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现在非常好的机会是中央财政投入很大,去年以来有很多推送措施,但仅靠国家扶持的模式其实是不可持续的。而且甚至有可能造成更多的教育不公平。就我们外交学院的情况来看,在现有的机制框架下和可利用资源的情景下,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挖掘实习实践平台的潜力。比如搞第二课堂、模联、外交谈判等活动,计入学分,并且指定导师。但国际组织实践平台的问题始终是最大的挑战。

  三是关于师资的问题。自2007年建立国际组织方向以来,学校的收获是很多的,目前形成了稳定的国际组织方向的教学科研队伍。郑启荣教授主持编写了马工程的国际组织教材,体现出教育部和学界对外交学院国际组织教学团队的认可。牛仲君老师还编写了《国际公务员》教材,也被多个国内高校教学使用。但是,国际组织领域的教学实践性很强,需要有实践经验的老师。按照外交学院一流学科建设方案,我们希望的是跟外交部的干部建立小规模的旋转门制度。但是,现在依然面临的是机制问题,比如国家部委在职的干部来学校教课和培养学生,他不能有额外的收入。另外一方面,选派学院老师去驻外使领馆或国际组织工作取得实践经验也很困难,比如如何解决其在学校承担的课程接替以及职称评定等实际问题。

  总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现在真的是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但是从具体实施来看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谢谢大家!

 

  黄河(中国联合国协会副总干事):

    我一没有在国际组织工作过,二没有读过这个专业。在各位面前是班门弄斧。作为一个外交工作者,我想提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各位老师说到了世界变化快,没有说的很明白。这个世界在变化,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全面的强势崛起。这个崛起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低端到中端、高端,一直在蚕食着西方的份额。中国有强大的政府、巨大的人口、统一的市场,中国不可遏制的全面崛起对西方来说就意味着生死存亡,也就是西方霸权的终结。这就是当前国际关系最重大的特点。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和中国没有正确的认识,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就失去了方向。这是需要国际关系学者认真研究的问题。

  第二,关于怎么看国际组织。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什么,国际组织又是什么样的呢?大家抱怨了中国国际组织工作的人员数量很少,话语权不够,议题设置能力不强。实际上,现有的国际组织只不过是西方国家在战后建立的为它们利益服务的,怎么可能让我们取得话语权?我们怎么可能在别人那里抢职位呢?人家会给我们吗?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仗是跟联合国在打。联合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个时候就是邪恶,这有什么可说的?只不过因为新中国的加入,因为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加入,联合国才成为所谓的最有代表性、最有权威性的比较民主的机构。

  昨天大家开会的时候听到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中国办公室主任的发言。WIPO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五个办公室,中国、俄罗斯、巴西、新加坡、日本,其中三个金砖国家,三个亚洲国家。中国既是金砖国家,也是亚洲国家,没有欧洲什么事,没有北美什么事,没有大洋洲什么事。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西方控制着WIPO这个机构来监督这些国家,不让这些创新发展最迅速的国家有触动他们利益的地方。现在没有任何西方国家说要离开WIPO自己搞一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因为西方还能控制WIPO。为什么西方不能控制联合国呢?因为联合国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跟它们利益不一致的国家太多了, 它们自然要甩开联合国。所以我们要对国际组织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认识,它不是高大上的东西,它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第三,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教育我们的人,什么样的人进国际组织。国际体系的变革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们现在还要依靠这些国际组织,还要跟它共存,还要跟它一起工作,还要跟国际组织宣传我们的理念。培养什么样的人进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是这样的人要知己知彼,对中国和世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二是必须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如果不为中国利益服务,我培养你干什么呢?世界上有什么为世界服务的人才?没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可能有。当前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宗教的、阶级的斗争一天都没有停息过,我们培养的人才就是为中国利益服务的。我们一直在宣传我们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国际组织是有规则的,规则是别人定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能一辈子在别人的规则底下生活吗?美国要改变WTO规则,我跟你一块改行不行?我们加入WTO的时候接受了很多屈辱性的歧视性条款,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没有享受到应该得到的权利,我们为什么不能改?我们为什么要维护WTO的秩序?所以要培养学生们的斗争精神,敢于改变规则,这是很重要的。

  第四是什么样的人去国际组织。我们那么优秀的人才,那么高素质的人去国际组织,干什么呀?一流的人才是为中国服务的,应该去国家机关、党政军部门。二流人才去企业。三流、四流的去国际组织。如果学生一毕业就去国际组织,那很难有出头之日。三流人才也没什么关系,北大的三流人才到国外也是一流人才。最好的人才要留给我们自己。各个大学那么好的项目、那么多的资源花在为国际组织培养人才身上,我觉得太可惜了,没有必要。那么优秀的人才,你到国际组织,可能永远都上不去,你在里面永远都是打杂的,不是浪费了吗?我们不要把培养国际组织人才这个事情搞的那么高大上,应该适当的,顺其自然的,有选择的推送一些人,千万不要把优秀的人才推过去。优秀的人才是为我们自己服务的。

  现在的国际组织早晚会走到一个临界点,也许我们今生就能看得见。中国崛起的越快,很多会就越来越快的丧失原有的职能。我同意王彬彬同志的意见,我们在教学中要强调如何培养我们自己主导的、总部设在中国的的国际组织人才。这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大家!

 

二、中国学术界对国际组织理论研究的新思考

  张胜军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 ) 

  很荣幸来到北大分享这个题目。

  中国和国际组织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我觉得国际组织终于等到了中国,中国来了,国际组织翻身的那一天也许就快了。国际组织是我个人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起点,我的感受是国际组织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理论性最强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国际组织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世界的研究,需要我们对世界的变化、复杂性有非常好的理解,才能更好的做研究。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随着中国崛起,国际组织仿佛成为了旧世界的政治遗产。中国对这个遗产是什么样的态度?国际组织的现状是什么?问题是什么?现在的生存状况如何?

  第二,国际组织理论研究的几个重点。

  第三,面向未来,中国和国际组织的互动、加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应该重点加强哪些方面的研究?

  今日世界中的国际组织,大家想必都了解它们的处境。我把国际组织分成三类,一类是传统的国际组织,像我们比较熟悉的联合国这个大家庭。其他的是非政府组织和新兴国际组织。新兴国际组织是近年来建立的。

  传统国际组织的贡献和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国际组织创建者们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成熟,仿佛种下了一粒种子,深刻影响了今日世界的形成。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理由来诋毁这些国际组织。不过,当初创建国际组织的时候,整个世界其实并没有打开。当时世界上的国家数目很少,很多国家处于殖民地状态,或者说没有独立,正在为独立而苦苦奋斗。以后的70年,这个世界已完全打开了。我们看到国际组织的任务越来越多,挑战也越来越多。如果我们有什么疑问的话,或许最大的疑问应当是为何70年后这些国际组织仍然存在!它们没有消失,并没有被这个世界赋予它的重压给压垮。这足以使我们对国际组织的适应力感到惊讶。

  目前任何一个传统国际组织都是超载运行,不堪重负。世界打开以后所带来的变化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期,遇到了社会化的挑战、全球化的挑战、发展的挑战。这方面的有些问题不是一代两代能够解决的,往往需要几代人,像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组织还面临着自身的困境,往往表现为财政不足、方向不明、面对着非政府组织的挑战和冲击,在定义和塑造完世界以后,没有方向感。这些问题也是毋庸讳言的。

  对于崛起的中国而言,正确的态度自然是要接受国际组织,哪怕它是旧世界的政治遗产。当然,我不是说中国要接管它们。不过,由于中国正成为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的大国,必然要对国际组织摆明基本的态度。我特别想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国际组织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喜欢大政府,西方主流思想是喜欢小政府,他们对国际组织充满了质疑,我们中国对国际组织却是充满了信任。

  在如此背景下,我相信会带给国际组织更好的发展机遇,国际组织也即将迎来振兴。我想,中国应该就国际组织提出一个基本态度,表明对于传统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新兴的国际组织,我们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是不会变化的。我们要肯定大多数国际组织的公信力,因为它们赋予世界一个团结的象征,一个符号的象征,一个信念的象征,甚至是一种价值和身份的体现。在今天的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退出联合国。很多国际组织跟政府之间的传统渠道依然在这个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曾经说非政府组织会取代这些国际组织,其实并不是这样,它们只不过是围绕着这些传统的国际组织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群落。但考虑到国际组织在今天的整体状况,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究竟对国际组织持什么态度这一问题的确需要我们回答。

  下面我谈一谈国际组织研究的几个重点。国际组织理论研究是非常之难的,它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关系。在我初涉国际组织理论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它与分析国家之间关系的简单化形式不一样。我认为国际组织当时代表了这个世界的希望。但是,深入的研究以后发现我们对很多方面的研究不够,并没有铺开。从这几十年的发展来看,世界打开以后,国际组织依然处于失势的过程中。相比于国家的上升势头,汲取资源的手段和力量不断扩张,你会发现国际组织是处于劣势的。特别是由于国家几乎具备囊括一切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国际组织给人的印象是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或者说吸引力越来越差了。这些年来关于国际组织的研究远远不足,也可能跟国际组织失势的现状有关。无论国际组织多么重要,但在强势的国家面前,它的发展空间是极为狭窄的。这个时候即便国际组织的研究者很看重它,很希望它能长成参天大树,但它的发展道路是非常曲折的。

  这个时候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视角就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视角就是国际组织是国家的代理。这个方面的研究一直很常见。后来由于非政府组织、新兴国际组织的出现,它们与传统的国际组织发生关系,构成一定的挑战关系、合作关系和竞争关系,这些方面肯定也是国际组织研究的重要方面。

  国际组织和国际法之间的关系紧密。国际组织必须要用国际法,目前的研究趋势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例如,国际法研究的学者就经常讨论国际组织的问题。此外,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国际社会的变化和国际组织的关系。现在中国也比较强调新规范的诞生。因为国际社会化是一个大趋势,有人认为国际社会成就了国际组织,有人认为国际组织塑造了今天的国际社会。这个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英国学派,还是有不少成果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

  关于国际社会,这个概念一直存有不同的争论,我们生活在其中就是国际社会,我们不活动就没有国际社会。这是一种还原论的认知,像赫德利·布尔和文森特等人都是持这种观点。另一种国际社会的概念则是,不管你参与不参与、承认不承认,这个国际社会就摆在那儿,它有固定的规范、固定的意志、固定的原则,它有一整套互动行为模式的指导。国际社会的问题也是国际组织的外在环境,它发生变化,国际组织也会随之调整。

  当前,全球治理和国际组织的关系无疑是一个研究热点。由于全球治理的兴起是对全球生活的重新思考、重新审视。全球治理作为新生的理论和实践领域,要求解决全球性问题,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特别是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重要思想之后,全球治理的重要意义更为凸显。但是,传统的国际组织肯定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成立的。传统国际组织就是管理和平,不是缔造和平,不是塑造和平,也不是维护安全,它只是管理国家之间的和平,它当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挑战。不过,从本质上来说,全球治理又要求加强国际组织的作用。

  其他如国际组织改革的问题,如中国特别关注联合国改革的问题,包括适应这个新时代,还有它内部的制度性改革等等也是不可忽视的研究域。至于国别和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最早我们是从规范的角度研究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指导作用,如帮助创建科层制,塑造发展的概念等。后来由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组织的态度和需求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需要国际组织。另一方面则反对国际组织限制其国内政策的选择。这些方面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特点。当然,现在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对于旧世界的政治遗产,我们是准备监管它?还是准备抛弃它?是准备另起炉灶呢?还是准备边接收边改造呢?我认为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是积极的,中国人相信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看重关系,我们会赋予它们更多的使命。但怎样与国际接轨是需要我们研究的。

  以上几个方面在我看来是比较重要的,而且是深入研究国际组织的前提。在找到它的行为逻辑之前,这些方面恐怕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谈一谈怎么样更好地看待我国国际组织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我当初研究国际组织的时候曾经构思了一些题目,后来发觉得国际组织研究难度很大。

  研究国际组织需要的知识非常广泛,互联网、生物、科技、农业、发展、经济学、社会学。例如在国际组织的运行方面、在问题的复杂性方面,在国家内部探讨的公共关系、公共治理等方面实际上已经有了大量的知识储备和深入探讨。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没有人类学家调研国际组织的生存部落情况。这是时代的问题,还是国际组织的特殊性。我现在搞不清楚。但是,我总体上认为对国际组织的研究需要拓宽思路,不要完全被西方的现有理论所限制。特别是从国际政治研究国际组织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从外到内的,先看大的方面和总体情况,认为国际政治理论是这样,国际组织也是如此。其实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不是从整体上设计的,它是演化出来的,它从一个局部开始,随着时间的顺序生长,生长成五彩斑斓的世界。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去研究肯定不可以。在研究国际组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国际组织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需要我们破除一些误区。比如,一些国际组织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像原来的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到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倒是为了很多东西可以牺牲利益,为了价值,为了理念。我们也不要受因果律的蛊惑,认为所有事情都有起因。

  最后,我认为现在研究国际组织必须研究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国际组织如何适应一个快世界。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一切都发生的那么快。国际组织现在为什么被动?因为一切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它已经结束了。规则还没有来得及制定,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国际组织如何发挥作用?与70年前相比,今天的变化太快了。当我们在这么快速激变的世界,国际组织如何增强自己的适应力?这或许更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谢谢!

 
  刘莲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助理教授)

大家上午好!很荣幸跟大家分享我关于国际组织研究的比较粗浅的心得。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国际组织研究与基础理论”。首先是对20世纪的国际组织研究的基本脉络进行简单的介绍。然后是讨论它的基础理论和反思。最后是展望未来理论创新的重点。

  一、20世纪的国际组织研究

  从根本上来讲,国际组织研究一定是面向实践的应用型研究。它与国际组织这种社会现象的发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的国际组织研究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方面,实践的发展促进了研究的发展,研究的发展推动了学科、研究机构的构建,反过来又进一步为研究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组织实践的发展,学术研究的样本不断增多,理论问题不断分化,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逐步多样化。此外,在20世纪中期乃至后期,社会科学方法不断科学化,国际组织研究的方法也因此不断的科学化。

  具体而言,19世纪就已经有了国际组织的理论探讨,真正迎来第一波高潮应该是20世纪初国联和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构建带来的。一些大学开始设立课程,学者出版专著。不过因为那个时候的样本较少,学者主要是孤立地分析国际组织的组织机构,当时国际组织研究的理论化程度比较低。到了中期,联合国、世界银行、欧共体等国际组织建立以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年鉴》这样的期刊杂志开始发行,研究中心开始建立。在社会科学更新方法论的背景下,米特兰尼、摩根索等具有社会学、政治学背景的学者开始用社会学、政治学的方法分析国际组织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研究问题的理论性也越来越强。

  到了70年代、80年代,国际组织在政治领域的进步比较缓慢,但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功能却比较明显。国际机制理论学者开始采用经济学、政治学的方法来分析国际组织对国际经济秩序构建的积极作用。

  冷战结束后,更多的人看到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背景下的作用。很多学者开始使用多学科、跨学科的方法分析国际组织脱离国家意志和利益而存在的主体性、能动性。

  整个20世纪的国际组织研究是实践驱动的,同时受到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展大浪潮的影响。从最开始孤立的关注组织机构到后来开始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分析它的主体性的形成,国际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二、对国际组织研究基础理论的反思

  国际组织研究离不开基础理论的支持。无论是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学者在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之前,都需要对国际组织的性质、功能、行为和外部环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是依赖于基础理论提供的。不管研究者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有没有在研究中说明这一点,我们的研究一定是依赖于某种基础理论开展的。

  20世纪的国际组织研究的基础理论主要是国际政治理论。因为国际组织研究开展的更早,理论成熟的更快,并且它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国际组织运作的外部环境,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无政府社会、国家利益、权力结构、国际冲突与合作等等概念就自然地成为了早期学者分析解释国际组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际组织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具有关联性,但它们的任务和方法是有显著差异的:

  首先,国际政治研究关注的是国家间的共同关系,要找到合作、冲突发生的原因。对于国际组织来讲,它关注的是组织机构本身、行为、功能。

  从方法论的角度,国际政治理论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更适宜采用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对于国际组织而言,它是以国际组织本体为中心的,它更适宜采用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的方法论。

  如果说在20世纪这个特点还不够明显,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理论因为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而固化,而国际组织研究却因为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而成熟和繁荣,这个差异越来越明显。如果还是沿着以前的理论供给模式走下去,我们的研究就始终不能摆脱一个假象:即认为国际组织的一切都可以还原到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中去。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平时我们大家天然的对国际组织的功能有很高期待。但是,如果遇到国际政治格局动荡,就容易引起人们消极悲观的态度,并使得人们错误地将国际问题归咎于国际组织的问题。例如现在学界提起安理会没有在冷战期间发挥很大的作用,通常归结为大国否决权的制度设计。事实上,我认为恰恰是由于否决权的存在保持了安理会的保守、静默的功能,从而使得它的机构结构得到保全,在冷战结束后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它的功能是积极的。

  因此,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间点,除了要继续深入的推动经验研究,还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构建。

  三、对国际组织基础理论研究的展望

  目前而言,至少要关注六个方面的问题:

  1.对象:国际组织研究一定不是全球治理研究,它研究的对象、关注的主体应该是国际组织本身,而不是它的活动领域。

  2.环境:无政府状态的概念需要被抛弃,要重新定义国际社会这个国际组织运作的外部环境。

  3.目标:国际组织是社会发展和政治博弈的产物,它存在的目标是基于合作可能性的前提下,消除合作困境,而不应该是消除国际冲突、实现美好社会。

  4.机构:评价国际组织机构设置的合理性的首要标准一定是它能妥善服务上述目标,而不应该引入其他价值判断标准。

  5.行为:国际组织是有规范性的,有法律效果。它的行为是遵从政治和法律的双重逻辑,行为效果不可能完全还原到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中。

  6.身份:国际组织的机构具有常设性,从机制上来讲,这一点将它与很多机制和论坛分开了。这样的常设性使国际组织有可能获得独立的身份,发展出独立的利益和价值观。这也恰恰是我们可以对国际社会、国际组织的未来保持乐观积极态度的理由。

  以上就是我报告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

 

  蒲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感谢张老师的邀请!人民大学国关学院是国内最早开展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教学研究的学院之一,我们最早出版了从国际政治角度研究国际组织的教材。从培训的角度来说,今天在座有很多都是新近从事国际组织培训的同仁,我们人大是最早从事国际公务员培训的大学,在2009年做过第一期国际公务员培训。我自己长期从事国际组织的教学和相关研究,我想结合我的教学和研究经历,谈一谈相关的教学研究现状和存在的几个问题。

  人民大学国关学院在本科和研究生两个层次都有国际组织的专业主干课程,还有针对国际组织研究范围内的具体问题设置的选修课。我们的特点主要是把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关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主体,重点是围绕国际组织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来进行研究。

  1994年我们有了自己的联合国研究中心。2008年,学院成立了联合国暨国际组织培训与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对于相关课题的研究、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做了大量的工作。2016年开始,中国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推动学生到国际组织就职和实习成为高校的一项重点工作。为适应这种变化,人大国关学院的国际组织研究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一方面,加强学科建设,我们的课程建设项目“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改革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获得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积极推动国际组织教材的写作工作,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另一方面,2016年人民大学成立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工作小组,统筹全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国关学院配合学校的工作部署,为学校提供相关的学术资源。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在这样一个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对于国际组织的研究、包括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在收获成果的同时也有一些困惑。刚刚王逸舟老师提到了,与10年前、20年前相比,现在国际组织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研究水准有很大提高。但是,现有的研究的确也存在亟待加强的问题。我想结合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现状,主要谈四个方面的不足之处。

  第一,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总体上国际组织的现有研究成果仍然是重个体研究、轻整体研究的状况。把国际组织视为整体的研究非常薄弱,缺乏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因为国际组织的数量非常庞大,彼此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各自的定位也有所不同,如果要把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现象或者一种行为主体,对它的共性建构起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是非常困难的。

  刘莲莲老师在发言中提到了关于建立国际组织学的说法。我最早看到这个说法应该是在90年代初,最早从事国际组织研究的国际政治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远景目标。当时有学者提出了国际组织学研究的几个阶段。第一步是对国际组织的基本状况进行介绍,了解国际组织的基本运作方式。在此基础上,第二步探讨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的具体领域,第三步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组织进行理论解读。第四步,在上述基础上创立国际组织学。

  现在20多年过去了,就现有成果来说,单独看联合国的研究、G20的研究、欧盟等区域一体化组织研究、或者是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这些方面的成果非常多,政策分析也非常多。现有的理论分析基本上是把国际关系不同流派的理论引入到具体的国际组织当中或者是引入具体的问题当中。近年我们也看到在国际组织研究中引入国际法分析的视角、经济学的视角、组织行为学的视角。但是,如何把现有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整合起来,建构起一套国际组织分析的理论体系,目前仍然是任重道远的,整体性的理论研究是非常缺乏的。

  第二,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现有的国际组织研究比较重视大国博弈的研究,对于相关的制度、法律研究、规范、伦理研究处于研究不足的状况。国际政治的研究视角是偏重于把国际组织视为一个平台、一个舞台、一个论坛,甚至是一个工具。在这样的定位下,研究偏重于以国际组织为载体的国家间的合作与较量,比较容易忽略国际组织作为独立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逻辑。反映在研究成果当中,现有探讨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成果非常多,不管是大国与国际组织,还是小国与国际组织,或者是中等强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成果,我也看到过不少。讨论在国际组织运行中主要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这种成果也特别多。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国际组织并不完全受制于国家,也不是完全受大国支配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讨论希望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因为我们认为它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有一套完整的决策程序,也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国际文官体系,甚至有相对独立的伦理体系,使得国际组织具备一定的独立于国家间关系的行为能力。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比起国际政治视角的研究,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是非常缺乏的。

  由于这两个方面理论研究的不足,我非常赞同刘莲莲老师所说的,从国际组织的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来讲都不应该完全等同于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对国际组织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国际组织不可能脱离国际政治而存在,理论研究长期难以进一步深入的困惑也在于此。

  第三,从应用研究的角度来讲,针对国际组织实践中突发性的新问题,现有研究的解释能力比较弱。这里所说的新问题是指突发的,没有预见到的,或者缺乏先例的问题。比如,面对英国退出欧盟,我们现有研究欧洲一体化的框架明显不足。研究欧盟、欧洲一体化的成果很丰富,之前对欧洲一体化的主流判断是认为一体化的进程中会遇到挫折和问题,但它总体上会得到坚持和发展。等到英国脱欧之后,我们发现很多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对成员国与欧盟关系的研究存在缺失。再比如,对WTO困境的研究,WTO多年来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上升、逆全球化的趋势,包括现在的中美贸易战的情况。关于WTO会停摆、会失败,甚至会解散的说法延续了多年。但目前对于世界上这个最权威的贸易组织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非常缺乏国际政治的分析。又比如,上个星期美国联合英国、法国轰炸叙利亚。从《联合国宪章》和现行国际法基本原则来讲,美英法这种做法是单边主义的,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不管是安理会的成员,还是秘书长的讲话,其表现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发生时的表现有很大的不一样。2003年那一次在定性的问题上是非常明确的。而这次联合国就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或者说有一些软弱的表现。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联合国乃至国际法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由于我刚才谈到了国际组织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因为我们缺少整体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我们也缺少对于国际组织走向的准确把握。面对这种新问题的时候,就显示出我们在应用性研究方面的不足。

  第四,还是从应用性研究的角度来讲,目前中国政府和中国高校大力推进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力度非常大,投入也非常多。这肯定是好事,量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质变的早日实现。但是,目前我们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也存在定位不清晰、物质层面准备不足的问题。

  首先在观念上不是特别明确。我们到底想向国际组织输送什么样的人才?因为我们强调比较多的是能够传播中国观念、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但如果仅仅以此为目的,这与我们培养中国的外交外事人员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国际组织是多边机构,不能也不会仅仅是中国人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地方。那么,我们希望输送更多的国际组织人才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吗?是为了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公共产品吗?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吗?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应该做什么?同时,中国籍国际公务员的增加与中国影响的提升之间是什么关系?人数的增加就一定会提高影响力吗?

  其次目前中国国际组织研究的物质资料也还处于相对薄弱的状况。迄今为止,我们对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用到的大部分数据都来自于西方的数据库,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中国自己的与国际组织交往的权威数据库,中国与各个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交往的基础性资料仍然处于分散、缺乏状态,亟需统筹,为高水平研究提供基础。

 

  罗杭(北京大学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助理教授):

非常荣幸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在数学和计算的国际组织理论及应用研究方面的一些心得。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典的案例,关于国际组织的投票规则和决策权分配的例子。欧共体最早是六个创始成员国,1958-1972年期间采用了这样的投票权分配模式:法国、德国、意大利是4票,荷兰、比利时2票,卢森堡1票。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设计是不公平的。因为卢森堡的人口不到德国的0.6%,但它的投票权却占了德国的25%。经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这完全是过虑了,卢森堡的这一票其实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任何一个原本不能获胜的投票联盟都不会因为卢森堡的加入就可以获胜。当时决策规则所要求的赞成票是12票(超过总17票的2/3),如果说有10票赞成,这是最接近获胜的情况,卢森堡再加进来是11票,也是“于事无补”;如果票数低于10票,它加进来没有什么用;如果是12票及以上,它加进来也用不着。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希望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提案通过,去游说其他国家,换取其他国家支持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理睬卢森堡。反而是后来欧共体的规模扩大,一些新的国家进来,现有国家的投票权比重都下降了,卢森堡的这1票反而变得有用了,这就是所谓的“卢森堡悖论”。

  在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需要加以辨析,投票权和投票权力。投票权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如在IMF、亚投行,每个国家根据认缴的股份数可以投出相应的票数,特别是占总票数的比重(投票权重),如在亚投行中,中国是26%以上、印度是7%点多,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名义上的权利。我们要研究的是投票权力,它是指一个成员国通过行使其投票权,而实际上拥有的左右表决结果的能力,这才是真实的权力。投票权力不仅是成员国自身的投票权所决定,它受全体成员投票权的整体分布格局和组织采取的决策规则的影响。这样一个研究跟投票权的分布和决策规则高度相关。

  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成员国个体在国际组织中拥有的投票权力进行测算,相关研究也比较丰富,有很多权力指数。这是对个体成员权力的测算。

  其实还可以从组织整体的角度,从权力分布格局的角度进行评价,一个国际组织中的权力的分配是不是均衡、决策效率是不是高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对组织权力分配的评价。

  成员个体权力的测算方面,有不少经典的指数和模型。Banzhaf指数,假设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做两种选择,赞成或者不赞成,测算在所有可能的投票选择的组合下,一个投票者可以成为关键票的概率。成为关键票,首先就是你赞成,这个提案就可以通过。你不赞成,提案就不能通过。你就是关键投票者。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类的国际组织,像IMF、世界银行、亚投行,每个成员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赞成或者不赞成,无所谓弃权和反对,没有效力上的差别。联合国安理会就不同,常任理事国有三种选择。数学从二维到三维是巨大的飞跃。现在我们团队也在做这个事情,对政治类的国际组织进行测算。

  Banzhaf指数测算的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力,有两方面的要求。同时要求赞成能通过、不赞成就不能通过。这可以理解为权力的左、右两面,是可以分拆开进行测算的。Coleman阻止权力指数测度的是在所有原本可以通过表决的投票选择的组合中一个投票者能够成为关键反对票的概率。而Coleman倡议权力指数测度的是在所有原本不能通过投票表决的组合中一个投票者能成为关键赞成票的概率。如中国在亚投行拥有百分之百的阻止权力,但中国的倡议权力非常有限。

  本质上讲,这几种指数计算的权力都是概率性的权力,衡量一个成员对组织决策结果的影响能力,它的值是0-100%。0就是完全没有权力,卢森堡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权力。100%就是绝对的权力,比如中国在亚投行、美国在IMF中的阻止权力。

  而且,我们对组织整体的权力分配进行评价指标的设计。比如,权力平衡指数,组织内是否会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即第二名到最后一名所有成员的权力加起来都没有第一家大。具体是测算实际上除第一名以外所有成员拥有的投票权力比重总和除以理论上除第一名以外所有成员投票权力比重总和所能达到的最大值。这个很重要,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金砖多边金融机构搞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平权。因为历史上所有的经济组织都是主要根据经济比重、经济实力来分配股份和投票权。

  组织的决策效率也很重要。所有可能的投票选择的组合数分之可以通过表决的投票选择的组合数,体现一个组织能否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一个议案是比较容易通过,还是非常难以通过。例如安理会的决策效率指数计算出来是非常低的。

  应用研究可能是大家更感兴趣的。我们做了亚投行的权力测算,选择了三个不同的时点、三种不同的决策规则和三种不同的权力指数。国际组织权力的测算本身是有一定的计算复杂性的。比如,亚投行目前是84个成员,如果全部认缴股份,所有可能的投票选择的组合数是2的84次方,用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来进行暴力穷举计算也需要算好几十年。我们必须借助数学理论和计算科学来帮助我们进行测算。

  投票权力是基于决策规则的。每个成员的投票权都是公开的,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匹配在不同的决策规则下,你的真实的投票权力就完全不同。亚投行的决策规则有简单多数、特别多数、超级多数。对亚投行协定本身的修改需要达到超级多数,2/3以上的理事人数、投票权不能少于3/4,这是最重要的权力。

  随着新成员的加入,亚投行现有成员国的投票权比重肯定是不断稀释的。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各成员的真实的投票权力是否也在单调递减。可以看到一些明显规律,伴随着亚投行规模的扩大,时间维度上亚投行成员的投票权和投票权力不是简单地正相关关系,不是投票权在下降投票权力也在下降。反而有的成员在上升,有的成员在下降。标准差是看每个国家投票权力的差距,标准差在变小,说明亚投行成员间的投票权力更加接近,内部治理结构是愈加民主化的。比较悲观的是在简单多数和特别多数制下中国的投票权力在急速的下滑。我们当然知道亚投行现有成员名义上的投票权重是不断稀释的,但真实的权力的下降速度远快于名义的投票权。我们在思考是不是在决策规则设计上需要更多考虑。

  伴随着亚投行规模的扩大,所有成员的投票权都在稀释,但投票权力是有的下降、有的上升。中国在核心议题上的投票权力明显受损。所有成员,除了中国以外,在超级多数下的投票权力都高于名义上持有的投票权重,只有中国是低于的。

  阻止权力方面,在简单多数制下,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阻止权力都在上升。超级多数制下是相反的。西方学界和政界最关心的是中国100%的阻止权力,强调中国的“一票否决权”。但在超级多数制下,各个国家的阻止权力相对投票权都被明显放大了。印度的阻止权力也超过50%,理论上有一半的可能性,中国很希望通过的议题,但印度阻挠,不能通过。在超级多数制下,各国家的阻止权力都很大,这本就符合超级多数的设计原则。那些最核心、最重大的问题是需要尽可能达成共识和一致意见的。而倡议权力方面,除中国的倡议权力在下降,其他国家的倡议权力都在上升。

  我们还专门以中国为中心看中国在亚投行的权力演变。阻止权力目前还是100%,但综合性的投票权力和倡议权力非常有限,远远低于名义上持有的投票权重。很有趣的是尽管中国的投票权在不断稀释,但超级多数制下的投票权力是曲折变化,而非单调递减。这取决于加入进来的新成员的特征和类型。比如,意大利和法国进来,中国的投票权下降了。但是中间曾连续有5个、11个小国家加进来的情况,中国的投票权不断稀释,但真实权力却在上升。

  另外我们还做了金砖多边金融机构中的权力测算。金砖有两个机构,新开发银行是对标世界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是对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砖的诞生和缘起的重要背景,是布雷顿森林机构的不公平,新兴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崛起,但话语权非常有限。金砖最大的特点就是史无前例的平权,对经济类国际组织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有很多讨论是关于平权和效率之间的关系。经过测算以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不是很多学者常识上推理的平权就导致效率变低。

  金砖银行,即新开发银行是平权,每个国家都是20%。应急储备安排表面上对中国给与更大的权重,近40%,但真实的权力可能不是这样。

  关于新开发银行的权力分配情况,名义投票权均分,真实的权力当然也是均分。有效多数和特别多数制下权力分布一模一样,这说明这两种不同的决策规则设计,从目前来看是重复冗余的。

  关于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权力分配情况,简单多数下南非完全没有权力,5%点多的投票权没有任何作用。名义好像给中国了最大的投票权,但只是在简单多数制下,面对日常业务问题,有较大的投票权力。而在战略性、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因为又采取了共识、全体一致规则,结果真实的权力分配又回到平权。在共识的规则下,就相当于“数人头”,哪怕中国是99%的投票权,其他国家只分剩下的1%,其实权力都是一样的。

  伴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广度不断扩大,但深度亟待提升,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也需要越来越重视,当前我们的国际组织研究以国际关系、国际法为主要路径,较少从概率论、博弈论、决策和计算科学等出发的量化模型研究。决策机制是国际组织最核心的机制,也是最重要的制度设计。基于投票权力测算的决策规则分析也许可以成为国际组织研究的一条重要的分析路径。这方面的研究,布雷顿森林机构和欧盟的研究比较多。一方面因为西方学者的学术旨趣,更关心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另一方面也因为西方国家长期参与、主导了这些组织的制度建设和规则设计,实践需求激励了学术研究。对我们来说,我们以前更多的是规则的适应者,不是规则的设计者。伴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形势的演化,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和规则也需要我们来设计,因而我们在研究的方法上、手段上要更加的精准、精确。权重到底如何分配,以前轮不到我们来说,规则怎么设计,也轮不到我们来说。现在因为我们的角色变了,也对中国国际组织研究的理论建设和方法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和更多的期许。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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