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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国立场,深化学科融通,推动比较政治的本土发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功举办首次“北大国关学术论坛”暨第一届北京大学比较政治论坛

发布时间: 发布时间:2019-04-18  作者:   点击次数:   [] [] [] [更大]

  2019年4月13-14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比较政治学系承办的首次“北大国关学术论坛”暨“第一届北京大学比较政治论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政治裂隙与治理困境”,经前期征文,组委会收到70多篇论文或论文摘要,最终确定38篇论文参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20余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论坛,近300位京内外高校和研究单位的学者和本科生、研究生与会旁听。

  本次比较政治论坛主体环节包括2场比较政治学科对谈和10场平行论文研讨会,论坛对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本土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如何加强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比较政治与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交流互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有针对性地分析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探讨了西方国家和发展中世界诸多严峻的社会和政治挑战。

  论坛开幕式

  4月13日上午,第一届北京大学比较政治论坛开幕式在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教授、副校长王博教授出席开幕式,郝平教授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先后致辞,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海滨教授主持开幕式。

  郝平校长向来自兄弟院校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欢迎。他在致辞中讲到,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国际格局剧烈动荡、世界力量对比加速演化,变局之中乱局、破局、解局、新局交织互动,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均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常态。对世界各国而言,局中局、局外局交织纷扰,国内公共治理和全球治理事务相互叠加,审视和反思各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存在的问题,孕育了新命题,带来了新挑战。他希望,通过比较政治论坛以及后续合作,与会专家学者科学地回答国内外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观念的各种疑惑,以更高的历史站位解读世界各国的新变化、社会力量的新分化、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世界政治的深入影响等重大课题。

  唐士其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着社会分化重组加剧、政治冲突复杂交错的局面,要摆脱西方国家和发展中世界形形色色的治理困境与政治陷阱,就必须正视各种政治裂隙的社会基础与观念根源,由此,本届比较政治论坛将主题定为“政治裂隙与治理困境”。他表示,为推动学院教学科研工作,加强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相关学科学术建设和发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今年启动了“北大国关学术论坛”(SIS Forum PKU)系列活动,此次比较政治论坛是“北大国关学术论坛”的首场活动。今后,“北大国关学术论坛”计划由学院8个二级学科轮流承办,每年春、秋两季,通过举行专题学术论坛、研讨会等活动,聚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中的重点课题和前沿议题,直面国际社会与世界各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紧迫挑战,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开放的思想路线,凝练北大国关学院和国内外学术同仁的智慧,对这些问题和挑战进行具有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的严肃回应。

比较政治学科对谈之一: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互通

  开幕式后举行的“比较政治学科对谈”第一场主题是“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互通”,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归泳涛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贾庆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燕继荣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苏长和教授参与对谈。

  对谈专家一致认为,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这两个政治学分支领域应该是互通的,应该融合发展,不必人为设置学科隔阂。贾庆国认为,一方面外交是国内政治的直接反应,不了解一国的国内政治很难了解其对外行为,也很难说清楚国际关系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外部形势的急剧变动,也会对国内政治产生直接、深刻的影响。唐士其强调,国际关系研究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冰山在水面下的主体部分”还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领域的问题。燕继荣指出,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政治学理论,应以具体的国别、区域对象作为研究基础,自然形成相互比较对照和理论概括。杨光斌对论坛定位非常认同,强调必须进一步打通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这两大分支领域。苏长和以北大、人大、复旦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共同特点——不是简单的“学科”而是“学科集群”为例,说明国内的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开始走向融通发展的探索之路。

  尽管对于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融通发展有共识,但在实践层面,目前国内学界在二者之间还比较割裂,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研究国际关系的不关心政治学,研究政治学的也不关注国际关系”的现象。在杨光斌看来,“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的人为割裂”是中国性问题,而不是世界性现象。苏长和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相互融合才容易形成比较好的学科生态”。在理论和方法上,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两大领域的确有诸多不同之处。贾庆国认为,从研究方法来看,以各国国内政治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政治研究中量化方法更为流行。杨光斌认为,比较政治更多关注过程性结果,而国际关系讨论现状性结构,过程和结构是不可分割的,也有一定的因果机制相互串联。同时,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主体都是国家行为体,是单元层次的,但如果只有单元层次的研究,而没有结果层面和背后深层结构的研究,则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强调,政治学学科发展离不开研究议程和研究单元的创新。燕继荣认为,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的关联至少有三条路径:第一,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关注国内政治,而国内政治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上升到国别比较研究的层面上;第二,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研究都把国家作为基本单位,把国家作为基本单位、相互之间进行比较也是必然的结果;第三,贸易、移民、宗教、反恐等各种各样的专题性研究,最终也会导向跨国比较研究的方法上去。苏长和认为,目前,国内学界还缺少一种融通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一般性解释语言。他建议,政治学理论要有大的突破,必须把国内政治研究中衍生的理念和国际政治理论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更具包容性的理论解释。换言之,一方面要立足根本性问题,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解;另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立场,最终完成到从特色化到一般化的转换。

  政治学研究需要“本土化”的讨论激发了对谈嘉宾的普遍兴趣。燕继荣强调,与解决学科之间的关系相比,首要的是解决基本立场问题,“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以中国的问题意识服务于中国的发展需求”。贾庆国进一步指出,研究政治学之所以应该立足于本土,还因为这是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在理论上取得突破的地方。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研究透了,再通过国际比较看清体制机制上的利弊得失,寻找如何扬长避短的办法,最后将这种知识转变成世界性的知识、人类的知识,最终才可以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作出大的贡献。由此,政治学科就能走出一条立足于本土、在比较基础上走向世界的路径。站在中国立场去考虑问题的时候,哪些问题是值得人们关注的?在燕继荣看来,可以分为大问题、中问题和小问题。大问题就是政治学研究最根本的问题——解决政治隔阂,为弥合裂隙、减少隔阂提出解决方案;中问题是研究制度供给与治理绩效的关系,探讨什么样的制度供给才能保证有良好的治理绩效;小问题就是立足国家发展,讨论未来某一特定阶段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对谈嘉宾还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政治学科发展上如何配置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二者的内容,还对人才培养方面应如何在课程设置上兼顾理论类课程、实践类课程和介绍性课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比较政治学科对谈之二:比较政治与国别和区域研究

  “比较政治学科对谈”第二场的主题为“比较政治与国别和区域研究”,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专业主任汪卫华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徐湘林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佟德志教授参与对谈。

  对谈嘉宾集中探讨了比较政治与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关系。潘维认为,比较政治是政治学里跨学科研究的“黏连剂”,是政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黏连剂”;同时,比较政治也是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领域进行方法创新的“推进剂”。张小劲指出,比较政治包括但不限于国别和区域研究,它是作为思想方法、研究技术、研究议题的比较,尽管二者之间是包容关系,但也确实在学科通道、学科方法上存在一定张力。徐湘林进而指出,国别和区域研究讲究特殊性,而比较政治要讲出普适性的理论。佟徳志形象地把学科建设定位为重中之重,“道路千万条、学科第一条,工作不到位、同事两行泪”。没有明确的学科意识,比较政治研究的繁荣是不现实的。

  近年来国别和区域研究在中国比较兴旺,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课题不断涌现。王逸舟认为,这种发展盛况令人欣喜,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忧虑。比如重复性研究过多,“大家都在上项目、立山头,都在提出自己研究的国别或区域的专属概念”;不同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圈子”之间几乎没有交流,或者说,相互之间有限的对话到底有没有产生知识上的交换、有没有产生共同的“学术语言”,还不清晰。他认为,国别和区域研究在中国的知识成长阶梯上,以及不同研究代际之间,还缺少知识上的积累意识。他举例说,不同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基石是什么?经典研究有哪些?哪些低水平知识需要被淘汰?哪些是有价值的研究内容?这些方面的讨论还远远不足。在王逸舟看来,近代以来科学进步越来越讲求“细化”,这也导致学科发展越来越“碎片化”,从某种程度而言,失去了方向感,失去了互相沟通的语言和平台。他强调,今天的比较政治研究与国别和区域研究都不应当变成单纯的“技术活”,更不能变成纯粹“拿数据说话”。

  王逸舟表示,学科发展上的“本土化”和所谓的“一般化、全球化、普适化”,各有其内在动力,但也是一体两面、相互联系的过程。没有世界意义的本土化就显得偏颇;但如果没有本土情怀、没有本土的文化资源、缺少自己的热爱、自信和努力挖掘,所谓普适理论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就会变成适用于所有场景的“假东西”。徐湘林强调,本土关怀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必须具有的基本立足点,如果没有本土关怀,社会科学研究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

  对谈嘉宾们还讨论了在比较政治研究中量化方法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如何看待比较政治研究中对抽象的理论和方法的过多关注,国别和区域研究如何才能与比较政治研究协同发展,以及如何看待文化、思想、社会因素在比较政治经验性研究的处理方式等问题。

  每场学科对谈中均有互动提问,现场观众和对谈嘉宾就比较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相关的理论、方法、核心概念,以及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程设置、学术发展动力、研究激情来源等各种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平行学术研讨会

  在论坛开幕式和学科对谈后,比较政治论坛于4月13日下午和4月14上午连续举行了10场平行学术研讨会,主题分别为:族群政治、认同政治、大变局的重新审视、新变化的理论探索、制度框架与民主化、治理经验跨国比较、暴力冲突、塑造共识、土地改革及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变革等。

  在“族群政治”专场,天津师范大学常士訚教授将政治学、比较政治理论和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结合起来,对“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共有纽带”的涵义、作用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进行了总体分析和探讨。华东政法大学周光俊老师从过程论视角分析了“族群分离运动为什么会发生”,提出族群分离运动的产生是国内断裂型制度安排与族群政治组织化相结合的结果。山东师范大学李新廷老师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国会大选的分析,马来西亚的族群、阶层、地域与宗教等社会分裂因素不断在选举竞争下被动员起来,但并没有促进整个体制的转型与改革,反而造成了马来西亚的改革困境。南京大学华敏超同学比较了英国和西班牙应对地区独立公投态度的差异及其原因,认为解决地方分离问题,要避免国内党派政治的内耗,应注重分离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协调发展。

  在“认同政治”专场,复旦大学郭定平教授和胡淑佳同学的论文从认同政治的角度入手分析了西欧的民主危机,认为认同政治正在侵蚀西方民主,导致了代表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治理危机。复旦大学孙芳露老师和孙旖宁同学的论文基于2002-2016年的欧洲社会调查,对宗教身份认同对西欧民众政治参与行为的作用,尤其是对西欧穆斯林在选择政治参与方式上的影响进行了系统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庄娜老师分析了在冲绳的长期抗争及对自身认同的艰难摸索中形成的、可称之为“冲绳思想”的各种思想资源,具有跨越边境、去中心化的特征,冲击着以国民国家作为不言自明前提的单一思维模式,冲击着我们看待世界的“常识”。中国政法大学魏益帆同学基于对爱尔兰边界谈判过程的考察,分析了后脱欧时代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前景。

  在“大变局的重新审视”专场,中国人民大学欧树军副教授结合美国政治结构七种分析范式的讨论,提出美国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和现实制度之间的裂痕,造成了美国社会巨大的内在失衡,这越来越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郭小雨老师通过分析“麦迪逊问题”的由来、展开、影响,探讨了美国的国家属性问题,制宪时期以来美国“国家”与“联邦”的复合属性深远地影响了美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形成、运行方式以及美利坚的扩张。北京大学许亮老师结合自己在南部非洲的实地调研经历,展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中非关系不仅仅是一个中非或者亚非叙事,也是一个全球的叙事,是一个有关资本的叙事,一个关乎资本与文化互相建构的叙事。中国海洋大学黄杰副教授和曾泽栎同学的论文用土耳其的政治变革实例,探讨了“摇摆国家”的民主倒退问题和世界政治的走向。北京大学汪卫华副教授将20世纪60年代欧美社会“三大转向”以及冷战结束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作为1929年大萧条以来前后两个40年世界政治历史周期的枢纽,通过勾勒差异政治在前后两个40年间兴起与演化轨迹,讨论了差异政治在历史不同时期及当下的现实社会背景,及差异政治之于民主制度的政治意义。

  在“新变化的理论探索”专场,上海交通大学陈尧教授指出,随着科学主义方法占据主导地位,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属性从议题导向向方法导向发生了转变,出现了“滞涨”现象。他认为,通过概念的创新和延伸以及经验解释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将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纳入研究,是推动比较政治理论创新的重要策略。中央民族大学程春华副教授和张艳娇同学梳理考察了当前世界民粹主义的概念、类型与特征,认为民粹主义的局限在于将民众与精英相对立,提出问题能力有余,解决问题方略不足,造成社会撕裂,加剧政治极化。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张会芸老师考察了西方政治话语转型视域下“社会”的理论角色演变,认为超越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分析框架,国家与社会一体考量的“国民社会”成为“社会”角色的新面向。中山大学谢涵冰同学基于文献梳理了主权国家走向分离的机制、动力和逻辑,提出“族群冲突与国家分裂、政权更迭与国家失败、民主转型与政治失序、全球扩张与国际干预”是引发分离行动主要的四种机制和表现。

  在“制度框架与民主化”专场,中山大学丁辉老师指出西方代议制民主经历了政党民主、政党政府、政党治理三个阶段,诉诸政党之间有限的选举竞争、有限的组阁竞争和有限的治理竞争,形成由政党主导的“弱竞争民主”。 弱竞争民主的稳定取决于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但并没有解决代议制民主的先天缺陷。中国人民大学杨端程同学和韩冬临老师的论文借助跨国社会调查数据,发现经济上的不平等削弱了西方民主政体中民众选举参与的意愿,经济不平等与本身强调政治平等的西方民主政体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张力,深刻地影响到西方民主的运行。北京大学陈宇慧同学通过对1976-1981年西班牙政治转型的历史考察,检讨了“协商突破”这一相对平和的转型方式与西班牙民主化进程的得失。北京大学龙萌瑶同学以选择党和左翼党2013-2016年间在东德地区五个州的选举表现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民粹主义政党对德国政治造成的冲击。

  在“治理经验跨国比较”专场,重庆大学钟准副教授对西欧民粹主义政党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了在欧盟多层治理框架下,民粹主义政党如何利用跨国精英和成员国人民之间的政治裂隙在国内政治中挑战主流政党和阻遏欧洲一体化。中国农业大学臧雷振教授基于1960-2014年间36个发达国家的数据,评估了政府换届对治理效能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发现领导换届在不同模型中对治理效能具有正面影响效应,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能并不稳健;政府换届会对不同国家(除了日本)带来部分的短期经济波动,而非存在长期效应。清华大学华冉同学提出继续将移民视为单一的落后群体已经不再合时宜。在关注移民技能等级差异的基础上,他以技能异质性为核心构建了一个整合的物质自利模型,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接收移民的技能等级越高,那么该国的社会政策就越慷慨。北京大学李卓同学以2012-2017年30个国家的政经数据对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国家能力与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之间的关系以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发达国家在危机后相对有限的福利政策是促成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原因之一,国家能力(尤其是一国的法治水平)亦对此有明显的条件变量作用,且国家能力本身也蕴含着对民粹主义兴起的解释潜力。北京大学雷少华老师系统分析了全球产业结构变迁与政治裂隙的变化,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在核心技术研发与应用、产业政策与实现方式、现实购买力市场规模等方面的差异,探讨了以科技战为中心的中美竞争的实质。

  在“暴力冲突”专场,上海交通大学魏英杰副教授以1947-1996年的缅甸为分析对象,考察了缅甸现代毒品经济所形成的巨大利益网如何阻碍了这期间缅甸内战的终结;指出身处冲突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要杜绝内战所引发的内生动力,且在平叛时既要做到必要的妥协,也要注重国家能力的有效投射。中国人民大学释启鹏同学讨论了墨西哥政府在“社会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土地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改革如何加剧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墨西哥毒品泛滥的局面。民主化带来的诸方面因素的结合,最终导致了墨西哥暴力政治不断升级并使整个社会陷入恶性循环。北京大学赖永祯同学从伊拉克、叙利亚两国库尔德政党互动层面,比较了两国内战中库尔德政党的发展与政权建立的进程,认为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政权形态、权力分配模式是政党在内战中互动方式的反映。

  在“塑造共识”专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汉副教授结合实例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强人政治何以可能”,提出政治领袖要成就强人政治,可以诉诸两种动员能力——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同时也必须面对政党组织和政体制度两种环境条件的约束。新加坡国立大学伍雪骏同学通过借鉴葛兰西的“文化主导权”理论,对细颗粒物(PM2.5)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考察,讨论了治理PM2.5是如何从特定团体的诉求逐步成为当今中国普遍接受的环境治理理念,并被纳入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之中。他认为,对不同团体既有话语体系的利用是促进新理念的接受和塑造“重叠共识”的有效途径之一。北京大学宋建含同学分析了休谟的“情感进路”,指出休谟对人性、道德的讨论提供了从情感进路建构社会规则与共识的实例。认为休谟的思路对今天有关重构社会或政治共识的讨论不无启示,提醒我们注意发掘情感在塑造群体关系过程中更为温和与建设性的作用。

  在“土地改革”专场,复旦大学黄振乾同学通过创建51个非洲国家二战后至今104次土地改革的原创数据,对历史遗产和土地改革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探索。他发现,在战后非洲土地改革和国家建设的进程中,那些制度遗产较强的国家更容易获得土地改革所必须的国家能力,对传统土地制度进行变革,而制度遗产较弱的非洲国家,针对传统土地制度的改革大多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民大学何家丞同学用菲律宾的个案分析表明,存在利益异质性的地主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接受了民主体制,但菲律宾地主与民主的结合造成其民主化进程一波三折,治理绩效不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谈天同学讨论了埃及纳赛尔时期“拖泥带水”的土地改革反而导致地主阶级得以通过与国家合作来保持其在农村的统治地位,不仅保留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夺,还以国家力量保留了城市对农村的相对剥夺,对当今埃及农村的贫困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变革”专场,中山大学霍伟东同学通过定量方法对比了马来西亚2013和2018年两次大选结果的影响因素,发现在传统的族群政治裂隙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经济裂隙发挥了选民支持结构转变的作用,阵营分裂的负面效应则从希望联盟转移到国民阵线之上,使希望联盟夺取了简单多数决制的制度红利优势,最终促成了2018年大选中的政党轮替。北京大学李矛宁同学从结构和过程两个维度考察了突尼斯这一“伊斯兰政治钟摆”的唯一突破者如何将伊斯兰力量与世俗力量共同吸纳进民主建制,使二者成为体制内既相互竞争制衡又相互合作的有机力量。国防科技大学徐亚莉同学在批判西方“国家失败”研究路径的基础上,从索马里的族群政治特殊性出发,探讨了索马里国家失败的原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许振洲、王正毅、孔凡君、关贵海、钱雪梅、郭洁、庄俊举、节大磊、项佐涛等老师及上海交通大学的陈尧教授分别主持了各场论文研讨会。在讨论互动环节,与会学者和听众就各种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批评,与会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们纷纷表示意犹未尽、获益匪浅。

  论坛总结

  4月14日中午举行的本届比较政治论坛闭幕式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正毅教授、比较政治学系主任许振洲教授做了会议总结。

  王正毅教授高度评价了本次论坛对于促进本院比较政治学科建设及推动国内比较政治学术发展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国内比较政治学科意识的自觉,有助于我们在学科规划和发展上更加系统化、科学化,更有针对性地分工合作。结合自己早年间以东南亚各国为考察对象的博士论文研究经历,王正毅教授强调比较政治理论研究必须有扎实的国别个案考察作为支撑,在此基础上自觉地进行跨国比较研究。他强调,“民主与再分配”问题依然是当代世界各国政治中面临的突出矛盾,需要专家学者及青年同行们深入探索、认真回答。

  许振洲教授在会议总结中表示:这次会议上,论文题材的多样、作者对语言工具的熟练掌握、论证的精密以及讨论的深度,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讨会应有的样子。”对参会青年同行的工作,他表示有两点感受:一是大家对相关文献的旁采博搜与熟悉程度,使得自己的论证站在了扎实的基础之上。二是各位对研究方法的讲求,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思路与视野。这种严肃的学风,令人深觉欣慰。

  许振洲教授最后与大家分享了两点体会:第一,比较政治的研究重点似乎还是应当坚持主题研究与国别研究、历史研究的共存与互补。后者仍应是我们的重要着眼点,是新的思想、理论的基础。第二,作为研究者,应当高度重视保持思想的鲜活、保持我们的想象力,不为时俗左右。毕竟新的思路、视角、结论才是我们研究的最终意义所在。当今世界的政治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现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启;而政治学研究中既有的范式、概念、结论对此未必能够准确描述、准确解释。我们已经读到了许多体系完整、逻辑严谨的“经院派”著作和文章,现在能否期待出现一些清新甚至不失幼稚的思路作为平衡?

  会议总结后,唐士其教授致闭幕辞,代表国际关系学院感谢各位参会专家学者、青年同行的积极支持及与会观众们的热情参与,宣布首次“北大国关学术论坛”暨第一届北京大学比较政治论坛圆满闭幕。

  (汪卫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