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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全球气候治理关键问题研究”启动会暨全球气候治理研讨会在我院顺利举行

发布时间: 发布时间:2019-04-30  作者:   点击次数:   [] [] [] [更大]

  2019年4月29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教授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气候变化风险的全球治理与国内应对关键问题研究” 课题一“全球气候治理关键问题研究”启动会暨全球气候治理研讨会在北大国关学院C105成功举办。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潘家华,全国人大常委、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副司长高健、外交部条法司气候办主任周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郇庆治和课题组子课题二负责人、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滨,子课题一代表、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室博士胡婷等出席会议并发言。项目组和课题组的十多位专家学者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场景一

会议场景二

会议场景三

  本次会议包括三个环节:开幕式、课题实施方案汇报和全球气候治理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

  王博、解振华、巢清尘在开幕式环节先后致辞,唐士其主持开幕式。

  王博首先代表北大对此次课题启动会暨全球气候治理研讨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对解振华主任及各位专家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对解振华主任长期以来在推动中国环境保护和世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敬意。他强调,气候变化问题十分重要,从经济活动到人类生存,气候变化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问题研究是一个非常艰巨和有挑战性的议题,需要开展跨学科研究。他希望课题组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积极加强国际学术合作,做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王博发言

  解振华在致辞中表示非常高兴来北大参加此次会议,祝贺“全球气候治理关键问题研究”课题的启动。他强调,全球气候治理已经进入落实《巴黎协定》的新阶段,即从谈判原则和制度框架阶段转向落实实施细则阶段。尽管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巴黎协定》彰显的全球绿色低碳趋势不可逆转。将于今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凝聚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共识,由中方牵头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论坛受到各方关注。今后围绕技术细节的谈判依然十分关键,尽管中方在《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谈判中妥善处理了全球长期目标及减排等关键问题,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日趋严峻紧迫、全球排放和经济格局快速变动,中方仍将在这些问题上面临压力和挑战。解振华最后表示,气候变化谈判已经成为我们运筹大国关系、参与全球治理、塑造国际规则、维护多边主义的一个外交优势领域,希望课题研究团队能够结合全球气候治理的最新进展和问题,为中国参与气候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提出前瞻性和有预见性的观点与建议。

解振华发言

  巢清尘作为项目负责人,专门从项目层面做了介绍,表示项目下设八个子课题,涵盖了国际和国内的问题。项目涉及到科学评估的问题、国家立场的问题、制度演变的问题、治理机制的问题、还有最核心的国内低碳发展的问题。这八课题之间相互有输入和输出,并且考虑国际和国内的相互协同,考虑相应的指标体系和政策的评估,最终将提出新时代我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国内应对的战略选择。

巢清尘发言

  唐士其在开幕式环节做总结时,结合过去在国内外生活学习的经历及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强调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因此,也是国际关系学院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重大国际公共政策问题,表示学院将继续支持相关课题的研究,积极主动对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唐士其发言

课题实施方案汇报

  开幕式结束后,在唐士其的主持下,张海滨、刘滨和胡婷分别就总课题及各自负责的课题子任务的实施方案和具体的研究创新点做了汇报。与会专家对课题的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给予充分肯定,并对课题的研究方向与重点领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张海滨发言

刘滨发言

胡婷发言

全球气候治理研讨会

  本次会议的第三个环节是“全球气候治理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四大问题展开研讨:如何在全球治理的大视野下审视全球气候治理的特点和走向?如何准确识别当下和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如何认识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的关联性?面对新形势中国应如何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真正发挥引领作用?研讨会由张海滨主持。

  解振华首先做主旨发言。他强调,观察和理解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应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注重国内与国际共赢。各国之间的利益诉求都不一样,最后的多边进程应该是多赢的结果。过去在讨论几个重要的中美和中欧联合声明时,中方都跟美国和欧盟达成一个默契,不互相指责,尊重各自的关切,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样多边进程才能向前推进。所以一定要考虑各方的核心关切和舒适度。从过去的“西方陷阱”论到现在的“中国陷阱”论,此类言论,都不利于气候治理的多边进程。第二点,处理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各自能力以及考虑各国的国情之间的关系。在第一次讨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时,中方的底线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以及各自能力”原则,美方坚持要加上考虑各国的国情这一点。结果联合声明的表述变为“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双方经过谈判,同意改为以下表述:“以公平为基础并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同时要根据不同的国情”。所以目前要处理好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之间的关系。同时,中国的定位是中国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需要摆正中国的位置。第三点,要多讲协同。现在应该把气候变化跟可持续发展在大环境下联系起来,目前一些国家的首要目标不是气候治理,但如果把气候治理与经济、就业、环境结合起来,就会提上决策者的政治议程,迅速行动起来。这里要强调几点。其一,气候变化与经济的关系不是矛盾冲突的,不会阻碍经济发展,相反会促进经济增长。其二,气候治理会增加就业,促进创新。另外,气候治理改善人类环境。所以我们要用协同的眼光,将气候变化与可联系的方面都结合起来,最后找到一个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效果最好的途径,倡导多赢合作。解振华最后强调,坚持多边主义要注意几个因素:开放、多赢、照顾到各方的核心关切,把气候治理放在经济变化发展的大局里面进行,这样就容易动员全人类行动起来。

  王逸舟在发言中表示,进入新世纪之后,新的大变局正在发生。很多大国都在做重大的战略调整,特别是在高边疆,新领域,国际制度安排上,各国都力争有所动作。国际气候制度也是其中重要一部分。高边疆涉及到国家利益发展,比如外太空、极地、深海海底、大洋、互联网、气候变化,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但对于未来人类发展,对于人与地球的和谐共生有很大意义。二战以来的七十年,人们对传统制度的探讨做了很多努力,但现在人们在做新的布局,新的调整,而未来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是我们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在气候治理方面,中国从过去一个犹豫的参与者逐渐变成现在的引领者,这是一个深度参与的过程,这是中国大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展自己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平台。美国最近十年在进行战略收缩,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在很多国际制度中所占的份额,捐款,制度话语权逐渐下降,这一趋势可能将持续下去。这也给了中国更多的机会。所以最近十年中国呈现上升的态势,是中国话语权上升的时期,是中国展现自己是负责任大国的时期。从全球来看,国际格局的变化还处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当前是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互动较量时期,是国际制度的扩展和美国退群之间的互动较量时期,需要把握住高边疆领域如气候治理这样的抓手。二十年前,全球气候治理还不是国际政治的主角,但现在逐渐变为国际政治的关键议题,成为大国发力的重点方向。同时,气候治理这样的议题逐渐从原先单一的政府的主导演变为现在金字塔型的多层次的各方参与,也是中国从粗放型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

王逸舟发言

  潘家华在发言中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道。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光提供资金不行,应该多提供发展的理念、发展的思路,如生态文明理念、和谐发展之道,应该在全球气候传播上、认知观念上多加提升。同时,外交人员要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理由讲充分。中国逐渐从以前的气候治理参与者变为现在的引领者,但在引领者的这一角色上面,我们还需改进我们的方式,在这一方面,中国还需向西方国家学习。他强调,气候变化治理潜力巨大,它是一个市场,是一条产业链,可从气候变化治理入手,推广中国的太阳能、风能、水电技术。中国应把气候治理当作发展的机遇,作为中方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的途径。最后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时应寻求一种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话语体系,这样才能在国际上形成真正的引领。

  王毅在致辞中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处于过渡阶段。在不确定的大背景之下,未来的选择很重要。在气候变化治理方面,不能只盯着减排,转型也值得关注。另外,需要考虑混合机制并存、不同治理结构并存的情况,即协同的问题。在当前不确定因素很多的环境下,中国需与各国确认共识问题,合作解决问题。其次,需要深刻分析《巴黎协定》成功的原因及其遗产是什么。遗产之一是自下而上的减排机制,它给出了一个未来治理的基本方向。未来自下而上的机制该如何运转同样需要关注。由于气候变化以及相关的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战略重点的转移是需要讨论的议题。未来可能会因为应对气候变化产生一条新的全球合作共赢之路,产生解决资金、解决技术的新的机制。

  巢清尘在发言中指出,当今气候变化与科学和决策之间的互动性越来越紧密,在接触到的所有议题里面,涉及学科最多的、涉及的面最宽的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领域既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又包括能源经济外交,比如早期的IPCC特别强调的是给出政策建议,不是科学方案,而在IPCC第六次评估组织时,强调的概念是基于解决方案的科学的答案,《巴黎协定》中的第十四条也更多利用现有的科学成果,强调更多交叉性的问题,比如全球排放量的峰值和对全球目标的影响,减缓和适应政策的有效性和技术需求。从近些年变化的趋势可以看出,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科学与政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动政策实施。同时,回顾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国与之前相比已经做出很大贡献,包括报告中作者的参与力度,论文的被引数量以及核心结论,中国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欧美国家横向对比,我们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包括非常核心的结论的得出和引用,基本上还是欧美科学家在里头起主导的作用。这里面涉及话语体系的问题,特别是去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当前在国际制度领域的主导权对中国整个政策和行动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她最后以提出问题结束自己的发言:在当前国家利己主义思潮比较泛滥和倾向非常明显的情况下,怎么能更好地寻求合作共赢?不光是气候谈判,包括技术、贸易、市场方方面面的议题里面,如何形成合作的共同点?在气候谈判里面弱势国家强调公平的一些问题,是否能有利于脆弱国家拥有部分话语权以及促进机制的共赢?

  高健在发言中表示,当前气候谈判中,中方谈判的逻辑起点在发生变化,因为中国的自身国情在发生变化。从参与者到引领者,是中国内在实力上升的体现,也赋予了中国更多的国际责任。同时这也产生了问题:什么事情上中国应该向发展中国家一样享受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在什么事情上中国需去承担大国责任?IPCC的科学评估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分析正确与否?未来气候变化到底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的责任。这一观点毋庸置疑。另外,在气候谈判中,各国和主要国家集团的立场不同,随着国际政治的变化而变化,未来各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将会如何变化?中国气候外交、气候治理方面,未来可以倚重的国家有哪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认同政治的概念,认同政治同国家软实力紧密相关。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起着引领者的作用,是中国与各国找到了很多共同点,把共同点理论化出来,有利于指导下一步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的建立。这是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做出贡献的地方。

  周倩在发言中认为气候治理就是一条奔腾不息、不断在发生变化的河流。中国不论是1972年参加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还是之后参与以气候公约为主渠道的谈判,在这些进程中,中国自己也是不断在发生变化。目前中国对内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是有共同利益的。对于话语体系的问题,她强调,中国的文化看重整体感,喜欢从大局讲起,西方国家从具体问题入手,这需要继续磨合。另外,未来的气候治理肯定是从绿色低碳创新的角度发展下去,但在具体操作方面,政府部门如何将高屋建瓴的思想切切实实地转化成为行动,而且收到很好的效果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关于《巴黎协定》的自下而上的机制,她认为有两个语境,一个是国家自主决定行动目标,以国家为主体,它跟京都议定书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语境下的自下而上,就是全社会,包括主权国家、地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都在积极的参与行动,共同参与国际合作,这是《巴黎协定》的一大创新。同时,她对自下而上机制也有一个担忧,那就是当国家的信心和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巴黎协定》有效性不足的问题。

周倩发言

  郇庆治在发言中表示,通过绿色发展这样一个路径和渠道最终能够解决生态环保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绿色生态这样一个核心概念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是否可能比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更加清楚,值得研究。同时,他提出几个问题:《巴黎协定》以来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如何?应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世界引领者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定位,如何表述?气候变化议题和一带一路议题的这种关系应该怎么理解? 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中国元素是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定位? 

  张海滨在发言中强调,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对中美气候合作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当前在环境气候谈判领域,美国逢中必反的态度加大了中美气候合作的难度。由于美国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消极反对态度,大国的合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目前城市、NGO、企业层面都加大了气候治理的力度。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但是它们是否重要到能够替代大国之间合作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大国之间的协同与合作。因此,如何让各国政府把气候治理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迅速提上政府议事日程非常紧迫。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气候问题的“安全化”。当前德国政府正全力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气候变化与安全的决议。如果这一行动成功的话,未来将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张海滨对会议做了简短总结,对与会嘉宾、课题组成员和会务组的大力支持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会议合影

  与会者对此次会议反响热烈,普遍给予好评。解振华表示:“这次会议的形式特别好,直奔主题,没有空话,有交流,我们的许多会议都应如此,才会高效解决更多问题。”

  (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胡杉宇根据会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审阅)

  

  延伸阅读: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由原来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基金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整合而成,是针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以及事关产业核心竞争力、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产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领域提供持续性的支撑和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