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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大磊:霸权的黄昏?——现实主义理论与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

发布时间: 发布时间:2018-04-23  作者:   点击次数:   [] [] [] [更大]

      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理论流派之一,其对于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实际影响力却常常令人质疑。尤其是在冷战后的美国,倾向于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们常常抱怨他们的理论被决策者所边缘化,并大力倡导他们所认为的更加合理的符合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在奥巴马总统上台后,采取了在很多方面迥异于前任小布什总统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于是在美国学界产生了有关奥巴马总统在外交上是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讨论。有趣的是,特朗普作为一个体制外的冲击者,致力于推翻奥巴马的国内外政治遗产,但是鉴于他在外交方面的竞选言辞以及上台后的实际政策,不少人也在讨论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差异甚大的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有没有可能都在践行某种形式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呢?其背后根源又是如何?产生的影响又是如何?本文首先探讨现实主义的四重涵义,并在此基础上检视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的演变,最后分析这种演变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现实主义的四重涵义

      有关奥巴马和特朗普在外交战略和政策上到底是不是现实主义者之所以引起诸多争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上。本文首先从四个层次阐明现实主义的涵义,以作为下面讨论的基础。事实上,“现实主义”可以从哲学态度、前提假设、社科理论和政策建议四个方面来理解。现实主义的前提假设主要有如下几点: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权力和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作为一种社科理论,现实主义包括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现实主义的以上两个层面讨论相当多,在此不再赘述。

      同时,现实主义亦是一种哲学态度,这方面的讨论在学界较少。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脱胎于源远流长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因此在哲学态度上必然受其影响。具体说来,现实主义的哲学态度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第一,现实主义认为,不同目标之间常常是需要取舍的,而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相信“好事物一起来”(all good things go together)。如图1所示,自由主义/理想主义所认为的好的事物和目标——诸如个人自由平等、经济相互依赖、政治自由民主、国际制度、国际和平——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不需要进行取舍。现实主义者所看到的世界则大为不同,他们认为世界充满了权衡、取舍和妥协,一个目标的实现也许要以另一个同样值得追求的目标为代价。比如,现实主义者常常注意到决策者需要在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价值观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

图1 自由主义的逻辑

      第二,现实主义对于改造他者既无兴趣,亦感到悲观。其一,现实主义者不认为谁更有资格处于一个改造他者的位置,包括自己在内。就人性而言,无论是自私、恐惧、还是对权力和荣誉的竞逐,都是普世性的,人与人之间并无根本性差别。就国家而言,不同国家政体固然不尽一致,但是它们的对外政策并没有道德上的高下之分。其二,改造他者也是极其困难乃至不可能的。摩根索即认为人性自古以来从未改变。就改造他国而言,现实主义者更多地看到的是其巨大的复杂性、成本和不确定性。相对而言,自由主义/理想主义者相信人性良善的一面,认为教育可以让人类的理性之光最终闪耀。以上讨论的政策涵义是,现实主义者坚持,实现政策目标不能建立在使他者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基础上。这也反映了现实主义者念兹在兹的要从世界“本来的样子”(the world as it is)出发研究和分析问题。如卡尔所言,现实主义认为“最高的智慧是接受既有的力量和趋势,并据此进行自我调整。”

      第三,现实主义的道德观。不少人批评现实主义者不讲道德,但是现实主义其实并非不讲道德,而是秉持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道德观——结果主义的道德观(consequentialist morality)。结果主义的道德观不从某些抽象的原则出发去指导行为,而是审视不同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并通常选择其后果最好/最不坏的行为。在现实主义者眼中,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绝对主义道德观(categorical morality)通常从某些抽象的原则出发,比如自由民主、保障人权、世界主义等等,但是其带来的后果却可能是糟糕的乃至灾难性的。摩根索将这种权衡不同政治行为的后果的方式称之为“审慎”(prudence),并谓之以政治的“最高美德”。他在书中所举的1939年苏芬战争例子也很好地说明了结果主义与绝对主义道德观的区别。如果以后者为指导,则英法应当出兵协助芬兰,因为苏联入侵波兰违反了《国联盟约》,但是英法出兵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可能会把苏联推到纳粹德国一边。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尽管苏联的行为值得谴责,但是为了避免一个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英法应当保持中立。

      在政策建议的层面,美国的一些著名的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方案——所谓的“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离岸制衡”的倡导者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东亚、中东或者欧洲出现一个潜在的区域霸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需要维持庞大的海外驻军和同盟体系,因为潜在的区域霸权对域内其他国家也构成威胁,这些国家会主动维持域内的势力均衡。只有当区域的势力均衡将要被打破、区域霸权即将出现时,美国才需要从“离岸”转变为“在岸”(onshore),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恢复均衡,并在之后继续保持“离岸”。“离岸制衡”可以为美国带来多重收益。美国可以为此节约大量的经费和人员开支,同时迫使其盟国和友好国家为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另外,因为美国的海外军事存在部分地造成了核扩散以及恐怖主义等问题,“离岸制衡”甚至还可以自动缓解这些安全威胁。

      现实主义作为前提假设和社科理论在以下的讨论中将被排除在外,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前提假设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较难以在实践中得到证实或证伪。第二,现实主义作为社科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内部的分歧和争论甚至不亚于其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分歧。第三,结构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更关注的是国际层面的国际政治现象和规律,而非具体国家的外交政策。因此,以下将主要以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态度以及所谓“离岸制衡”来讨论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演变。

表1 现实主义的四重涵义

      奥巴马在当选之前,就提到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者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是自己“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事实上,奥巴马在2009年12月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上的讲话被认为体现了尼布尔式的现实主义。奥巴马的助手后来提到,这篇讲话基本上是其本人所作,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奥巴马坦承,“我们有生之年可能都无法消除暴力冲突,”并且表示,“我需要面对世界本来的样子(the world as it is)…… 在这个世界上,邪恶的确存在。非暴力的运动无法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也不可能让基地组织放下武器。承认武力有时是必要的并不是要陷入犬儒主义——这是承认历史,也是承认人类的不完美以及理性的限度。”在这里奥巴马指出,使用武力有的时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逻辑。就奥巴马政府使用武力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绝不轻言武力,另一方面在面临对美国安全的重大的直接威胁时,又毫不犹豫使用武力,甚至不惜在争议声中单边行动。

      在诺贝尔奖讲话一周前,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宣布了向阿富汗增兵的计划。他说,“身为总统,我也拒绝制定超出我们的责任、能力或利益的目标 …… 我必须权衡我们国家面临的各种挑战。”奥巴马引用了另一位现实主义者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对每项建议都必须进行更大范围的考量:即必须在每一个国家项目之内及各个项目之间保持平衡。”他随即批评前任政府“失去了那种平衡”。正如奥巴马政府一位前高官所言,“平衡”是奥巴马政府外交的基础。这种平衡包括在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之间的平衡,在国内和国外事务之间的平衡,在不同地区的目标的平衡,在美国承担的责任和他国责任之间的平衡,以及在运用防务、外交和发展等不同手段之间的平衡。

      奥巴马也曾表示自己十分赞赏老布什及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特罗夫特所执行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奥巴马第二任期行将结束的时候,《大西洋月刊》发表了对他的有关外交政策的长篇专访。其中奥巴马的一段话体现了典型的现实主义逻辑:“…… 世界是一个艰难的、复杂的、纷乱的和残酷的地方,充满了困苦和悲剧。为了促进我们的的安全利益以及推广我们的理念和价值,我们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冷静,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得承认,有时我们能做的最多是让一些糟糕的事情暴露于世人面前,但是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有时在安全利益和我们对人权的关注之间会产生矛盾。面对无辜者被杀戮,有时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有时却无能为力。”

      相较而言,特朗普可能没有读过尼布尔的著作或者进行奥巴马那样的哲思,但是他在外交战略上同样展现出若干现实主义的元素。事实上,特朗普及其政府多次提到“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在其就任总统后第一次海外出访中,特朗普提到美国制定政策会基于“现实世界的结果”而不是“死板的意识形态”,会“基于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僵化的思维”。在2017年9月的联大期间,特朗普发言再次宣称美国的政策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众人瞩目的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开篇即宣称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由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指导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在2017年5月对国务院的一次全体讲话中,讨论了不同目标之间的取舍问题。蒂勒森首先明确区分了“政策”和“价值观”,因为前者是变化的,后者是不变的。接下来他表示,有时对价值观的追求的确会成为实现美国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障碍”,而如何能够同时推动这些不同的目标是最大的挑战之一。这种离经叛道的说法自然引起了很大争议,美国的前外交官批评蒂勒森把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对立起来的说法如同“无本之木”。事实上,特朗普的所谓“交易型”外交也与取舍的态度有某种程度的暗合——实现目标有代价以及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的目标。在朝核问题日益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挑战之后,特朗普不止一次地明示或者暗示如果中国能够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美国愿意在经贸、南海或台湾问题上有所让步。

改变他者的意愿

      对于改变他者的态度首先体现在如何看待自身上。2009年4月,奥巴马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参加G20峰会时的一段有关“美国例外论”的言论激起了不小涟漪。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我相信美国例外论,就像我估计英国人也相信英国例外论、希腊人相信希腊例外论一样”。尽管由于国内政敌的持续批评,奥巴马后来不断地主动重申自己相信“美国例外论”,但是他的解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国内,他更多地强调的是美国在历史上以及当前的不完美,以及持续不断进步的能力。在国际上,他强调“美国例外论”不能演变为“美国免责论”(American exemptionalism),美国要从自身做起遵守国际规范。总之,奥巴马口中的美国似乎已经没有那么“例外”。

      另一方面,奥巴马固然在口头上仍然强调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重要性,但是在实践当中,价值观外交的重要性相对降低。首先,奥巴马彻底抛弃了小布什政府用武力推广民主的做法。在2009年6月,奥巴马在开罗大学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没有一个国家应该或者能够把政治制度强加于另一个国家”。 其次,奥巴马愿意主动接触诸如伊朗、古巴、缅甸等在政治制度上为美国主流价值观所不容的国家。在2008年的就职演说中,奥巴马就向与美国敌对的国家进行了一个著名的表态:“如果你们愿意松开攥紧的拳头,我们将伸出手。”

      针对伊朗,奥巴马放弃了小布什的“邪恶轴心”的提法,通过公开表态和私人信函主动向伊朗示好,并且在2009年伊朗发生所谓“绿色革命”的时候保持低调。随着伊朗核问题的发酵,奥巴马政府在推动经济制裁的同时,与伊朗进行多轮秘密谈判,最终促成了《伊核协议》的达成。在与缅甸的关系上,奥巴马政府认为,一方面不能因为对缅甸军政府的排斥而妨碍发展与整个东盟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对缅政策由人权议题所主导效果不彰。经过一系列的秘密谈判,奥巴马政府与古巴政府于2014年达成了历史性的和解。双方的和解应该说是一个现实的决定,因为正像奥巴马所说,孤立和制裁的旧政策在过去五十多年都没有效果,继续下去意义不大。他同时还提到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中和解以及90年代的美越和解。但是奥巴马的和解政策遭到了包括少数民主党人在内的批评,认为对一个依旧是“极权主义国家”的开放削弱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在2013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奥巴马在阐释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政策时说道,在影响他国内部事务的能力上,美国现在有一种“来之不易的谦卑”,并且他明确没有把民主和人权列入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中。一些美国媒体甚至因此把奥巴马称为现代历史上道德感最差的总统。

      如果说奥巴马想要改变他者的意愿已然大大降低的话,那么这种意愿在特朗普身上几乎荡然无存。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和政策实际上已经敲响了“美国例外论”的“丧钟”。2015年4月,在行将宣布参加总统大选之前的一次公开场合,特朗普甚至曾经表示他从来不相信“美国例外论”,因为这对其他国家是个“侮辱”。特朗普所谓的“美国优先”其实也就是说,美国要像其他国家一样,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在2017年的APEC峰会上,特朗普一方面表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必须得到正视,另一方面又表示并不谴责其他国家的行为,因为它们只关注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完全合理正当的,也正是美国接下来要做的。这样的逻辑是把美国放在完全与其他国家一样的位置上,不再是例外的山巅之城。

      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其就职演说、中东之行和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也一再明确表示美国并不打算把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特朗普政府高官在媒体撰文解释“美国优先”的政策时,也做出同样表示进行呼应。此外,特朗普在选前选后与一些威权国家领导人的热络互动早已为美国主流精英和媒体所侧目。在2017年2月的一次访谈中,当主持人批评普京是一个“杀手”的时候,特朗普反问“你以为我们的国家就那么清白无辜吗?”在其2017年11月的亚洲之行中,特朗普几乎没有提到人权问题,尤其是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和菲律宾的铁腕禁毒运动。虽然美国的政策实践与其人权口号之间存在差距,但是像特朗普这样连口号都几乎抛弃的领导人的确鲜见。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几乎正式宣布了“接触政策”的终结。该报告指出,接触政策的基本前提是通过接触、国际制度和商业往来以改变对手,使其成为“善意的角色和可靠的伙伴”,但是这种前提被事实证明基本上是错误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仅基本丧失了改变他者的意愿,甚至还担心自己被他者改变和影响。这是为什么特朗普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主权”观念的重要性。“主权”和“主权的”也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出现了27次。事实上,主权观念和原则一直以来常常被弱国用作武器捍卫自己的独立、抵御外来的影响,特朗普高调强调此项原则反映了其心态的变化。

结果主义道德观

      结果主义道德观的集中体现在奥巴马对待海外用兵的态度上。世界上的麻烦层出不穷,但是奥巴马似乎相信,即使是带着良善愿望的阻止杀戮、终止冲突的海外武力干涉,却往往带来更加糟糕的结局。就中东地区的乱局而言,奥巴马认为,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能够改变的也相当有限。就像奥巴马政府一位前高官无奈而又精辟的总结所言,“在伊拉克,我们进行了干预和占领,结果是一个代价高昂的灾难。在利比亚,我们进行了干预,没有进行占领,结果是一个代价高昂的灾难。在叙利亚,我们没有进行干预,也没有进行占领,结果依然是一个代价高昂的灾难。”

      一方面,奥巴马坚定地终结他所继承的两场战争。他为从伊拉克撤军划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在向阿富汗临时增兵的同时也表明随后要逐步撤军。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甚至认为,奥巴马并不相信美国在阿富汗的努力能够成功。另一方面,奥巴马对于使用新的武力慎之又慎。为了践行“不做傻事”的态度,奥巴马为在未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必须是多边的集体行动,也需要符合正义、必要和有效的原则。寻求多边行动可以减少美国的傲慢和自负。对利比亚的干涉就体现了奥巴马的这些门槛和原则。奥巴马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应对利比亚的局面高度分裂,但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阿拉伯联盟的支持、北约和欧洲盟国的参与、坚决不派地面部队等种种因素最终促使奥巴马做出了有限干预的决定。

      奥巴马政府的叙利亚政策可能是其最具争议的决定,尤其是他在“红线”问题上的反复饱受批评。在叙利亚内战持续蔓延的情况下,奥巴马警告阿萨德政府如果使用化学武器则会跨过美国的红线。在2013年8月下旬,美国政府认为有确凿证据证明阿萨德政府使用了化学武器,然而就在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团队的绝大部分成员都以为武力打击行将开始时,奥巴马却突然选择在最后一刻止步不前。奥巴马的高级幕僚也承认,“红线”问题被大部分的主流专家、盟国、媒体、甚至奥巴马政府内部的前任和在任官员认为是奥巴马最重大的一次外交失误之一。然而奥巴马之所以冒着巨大压力,弃华盛顿在类似问题上的传统“剧本”于不顾,明知自己和美国的声誉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依然选择暂缓使用武力,可以说正是因为其结果主义的道德观。出于义愤选择一次武力打击是容易的,但是其长期后果却有可能是一步步滑向另一次伊拉克战争式的泥潭。

      特朗普对于海湾用兵的态度较之奥巴马更加消极,以至于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在竞选期间,他就曾经说到“如果回到15年前,前任的美国总统们去了海滩享受海水和阳光,美国在中东的状况反而要好得多”。在2016年4月的一次外交政策讲话中,特朗普再次批评了美国在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政策,并且表示“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会轻易在海外用兵。在就任总统后,特朗普有两次与使用武力相关的决定。一次是决定延长并增加美军在阿富汗的存在,另一次是使用巡航导弹对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就前者而言,特朗普一直表示美国应该撤出阿富汗,但是经过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和军方的一再讨论,才勉强接受一定程度的增兵。同时,特朗普也强调,这不再是“国家建设”,他所谓的“胜利”有着清晰的定义——击溃“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阻止塔利班占据阿富汗,对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防患于未然。至于针对叙利亚空军基地的空袭,则更多地像是特朗普对于化学武器袭击的冲动式反应和一次性决定,而并非意味着其对于在海外使用武力的整体上的消极态度有所变化。

离岸制衡?

      在某种程度上,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外交战略也呈现出了一些“离岸制衡”的元素。首先,“离岸制衡”重视防止亚欧大陆可能出现的区域霸权。欧洲和中东出现区域霸权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的投入,也成为了其政府最具标志性的地缘战略。其次,与尽量保持“离岸”相一致,美国更加重视海空军的作用。在2011年的一次讲话中,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表示,未来美国最有可能需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是亚洲、波斯湾或者其他地方的海域和空域,并且警告以后如果还有国防部长认为美国应该再次派遣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进入亚洲或中东等地区,则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脑袋”。2012年的《防御战略指针》发布后,一位提倡“离岸制衡”著名学者宣称“离岸制衡”几乎已然在政策层面实现。再次,奥巴马政府也积极地督促和协助盟友和伙伴国家为本国和地区防务做出更大贡献。在访谈中,奥巴马表示“(盟友)搭便车让人恼火”,并且把美国在利比亚行动中的“幕后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称之为防止搭便车的策略。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通过各种安全合作的方式增强盟友和伙伴国家的防务能力,并且鼓励这些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关于北约过时、要求东亚盟国自己承担防务的言论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尽管这样的言辞未必基于“离岸制衡”的逻辑,但是其在政策层面却在某种程度上与“离岸制衡”的要求相合。在特朗普当选前后,提倡“离岸制衡”的学者们已经大声呼吁特朗普采取“离岸制衡”的战略。在就任总统后,特朗普从其激进的竞选语言上有所回归,但是其基本态度没有变化。在2017年5月访问欧洲的时候,他再次要求北约盟国提高军费,并且由于没有明确提到北约有关集体安全的第五条款而引起轩然大波。其次,在地缘战略方面,特朗普政府逐渐展现出对于“印太地区”的重视。尽管“印太地区”的概念最终在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有多少实质内容尚在未定之天,但是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很明显已经取得了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度共识。

美国外交战略的现实主义转向?

      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在哲学态度以及政策建议的意义上,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战略的确出现了向现实主义转向的趋势。那么这种转变的原因何在呢?在个人层面上,有人认为奥巴马的家庭背景和幼年的海外经历使其更加容易认识到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以及美国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的局限性,但是他与特朗普之间巨大的个人差异似乎说明个人层面的解释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奥巴马在国际舞台上的相对收缩是因为其施政重点在于国内改革。这种解释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一方面大多数的美国总统在其任期内都有重要的国内议程,另一方面也很难解释有着几乎截然相反国内议程的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为何在外交战略上都出现了现实主义转向?

      因此,美国外交战略的现实主义转向的根本原因还是在国际层面——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随着相对实力的下降,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得不更加重视权衡和取舍,对于改造他者的欲望逐渐减弱,更加以结果为导向,也在政策层面上有了更多的“离岸制衡”的元素。换句话说,随着美国的实力从霸权国的地位逐渐跌落,其外交战略上的霸权国成色也在逐渐减少。从本质上说,现实主义战略是一种比较“现实的”、“经济”的、“最小主义”(minimalist)的战略,其关注点主要是生存和安全。但是,霸权国很难不去关注权威、秩序、价值和声誉等等。以声誉为例,一些现实主义学者指出,对所谓维护声誉的过度关注在逻辑上容易导致“过度扩张”,在历史上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但是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学界的主流观点依然极为重视美国对于武力使用的“声誉”。奥巴马则对此颇有微词——“用炸弹去轰炸他人只是为了证明你敢于去轰炸他人,这可能是使用武力的最糟糕的理由。”[65]特朗普对于“不可预测性”的追求也表明他并不在意维持可信度的“声誉”。

      毫无疑问,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外交战略的区别也是巨大的。除了在具体政策议题上的种种差异,在宏观层面的主要区别有如下三点。第一,奥巴马依然希望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美国主导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而特朗普只是希望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尽管特朗普也会提起“领导”,但是他所谓的“领导”与战后美国作为霸权国的“领导”不是一个概念。总之,对奥巴马来说,是方式的调整;对特朗普来说,则是身份的转变。第二,奥巴马的现实主义转向是“自上而下”的,而特朗普的则是“自下而上”的。奥巴马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定的战略设想并希望加以贯彻,以至于一些批评者认为白宫过分主导了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使得国务院和国防部等职能部门被边缘化。特朗普的现实主义转向则更多地是一种民众情绪的反映。一位美国资深学者将这种情绪称之为“杰克逊式的民粹民族主义”。第三,在经济层面上,奥巴马是全球主义者,而特朗普是民族主义者。如果说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体现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奥巴马在这个领域并不是那么现实主义。

      用“现实主义转向”来概括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政策是全盘现实主义的。事实上,用任何一个简单的理论标签去概括某一个政府的外交战略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有趣的是,正是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如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外交战略都称不上“现实主义”,因为他为现实主义设置了一个相当高的、纯粹性的标准。其次,无论是在奥巴马还是特朗普政府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这意味着现实主义转向的共识程度并不高。但是,如果粗线条地纵观冷战后的历史,则美国外交战略自奥巴马到特朗普时代的现实主义转向的趋势还是明显可见的。那么这种趋势是否会在特朗普乃至后特朗普时代得以延续呢?历史的发展总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假设希拉里·克林顿赢得2016年的总统大选,可以想像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会相当不一样。也有学者认为,美国自二战之后的外交战略一直都是在“最大主义”(maximalist)和“收缩主义”(retrenchment)之间进行循环。但是,如果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的话,那么其外交战略沿着目前的方向进行的调整也将会延续。这个调整过程将是长期的,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国内争论、竞选周期带来的反复以及在不同领域相互矛盾的政策。

结论

      尽管奥巴马和特朗普个人特质和国内议程都迥然不同乃至截然相反,但是在外交战略方面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现实主义转向,包括更多地注重权衡和取舍,改造他者的意愿下降,更多地从结果而非意识形态出发,在政策层面也增加了一些“离岸制衡”的元素。这样的调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方面,中国曾经面临的单极霸权的结构压力和意识形态压力都将减弱;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的霸权成色渐渐褪去之后,传统大国战略竞争的苗头愈发明显。

      最后,现实主义理论本身对于中国外交战略也应当有所启发。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高,中国的战略选项和手段越来越多。这一方面固然可喜,但是选择多也就意味着犯错空间在增大,有所为有所不为反而比以往更加紧迫,也更有挑战性。美国在以往时常犯下战略性失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身安全有绝对保障,选项和手段众多,因此“犯得起”错误。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指出,正是因为美国拥有巨大犯错空间,才使得它敢于试图去“以自身的形象塑造世界”。而现实主义强调权衡和取舍,意识到改造他者的困难程度,以及重视结果和成本,有助于减少犯错的机率。中国诚然有历史的特殊性和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似乎也不应当忽视这些经过历史检验的现实主义的真知灼见。

文章原载于《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