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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寒冰 韦冲霄:中东欧研究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

发布时间: 发布时间:2019-07-04  作者:孔寒冰 韦冲霄   点击次数:   [] [] [] [更大]

  编者按  中东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从古到今,各大国势力都把中东欧地区当成称霸欧洲和称霸世界的重点或起点,但在划定势力范围和构建国际关系体系时,又极少考虑中东欧的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多半将它们当成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和控制的对象。所以,这个地区发展的脉搏是随大国关系走向而跳动,经历了从欧洲到东欧再到“返回欧洲”的曲折过程。相应地,中东欧研究受政治、意识形态和情感影响比较大,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中东欧研究状况的具体演变是怎样的,有什么特点,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韦冲霄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孔寒冰教授。孔寒冰教授长期从事中东欧地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相关的重点研究项目,对中东欧地区的国家进行过比较全面和深入的学术考察,著有《东欧史》等。

  中东欧研究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

  ——孔寒冰教授访谈

  孔寒冰  韦冲霄

  一、中东欧的区域历史演变和特征

  韦冲霄(以下简称韦):孔教授您好,国际政治中的区域基本上是按地理位置划分的,如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亚、亚太等,但是,中东欧好像并不是这样。

  孔寒冰(以下简称孔):中东欧一是个内涵复杂、内容常变、内聚性很弱的地缘政治区域。现在中国流行的中东欧,至少可以作三种解读:第一,从地理方位上解读。中东欧应当包括欧洲中部的德国、奥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欧洲东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摩尔多瓦。但是,由这15国组成的中东欧区域,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实践中还是在中外学术研究中从来都不曾有过。第二,从地缘政治上解读。中东欧包括现在中欧东部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东南欧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13个国家。它们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上的东欧演变而来。根据雅尔塔协议,欧洲分为东西两部分。中欧东部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东南欧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1949年诞生的民主德国划归苏联势力范围。冷战开始后,在苏联的干预下,这些国家中断了社会发展的西欧模式(欧洲模式),即政党政治、市场经济、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东欧模式(苏联模式),即共产党一党执政,计划经济和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了东欧地区。在冷战期间,东欧国家与苏联紧紧地绑在一起,苏联东欧(苏东)成了通用的地缘政治区域词汇。经过40多年的发展,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发生社会剧变,在很短的时间里中断了苏联模式,重新返回到欧洲模式。没了苏联模式,自然也就没有地缘政治上的东欧了,取而代之的有多种称谓,其中被广泛接受的就是中东欧。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德国与原属西欧阵营的联邦德国合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陆续分裂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加上国家结构没有变化的匈牙利、波兰、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中东欧共有13个国家。但是,中东欧仍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因为这13国家分别位于中欧的东部和东南欧,而没有欧洲东部的国家。第三,从“16+1合作”角度解读。中东欧除了前述13国之外,又加上了从苏联分离出来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三国,变成了16国。2012年后,在中国学术界、各种媒体和国家对外交往中广泛使用的就是这种由16国构建而成的中东欧。实际上,它依旧没有包括所有的中欧国家和东欧国家,依旧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

  韦:如果概括一下,作为地缘政治区域的中东欧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孔:内涵复杂、内容常变、内聚性弱是中东欧的根本特征。其他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区域都有很强的内聚性,也就是那里的民族、国家有一定甚至较强的区域认同感。但是,中东欧相反,这里的民族、国家对把它们描述在一起的“中东欧”的认同度很低,在实践上也缺乏有机的整体联系。比如,由16国组成的中东欧在地理位置上包括三个次区域,东欧的波罗的海三国,中欧四国,东南欧九国。波罗的海三国是从苏联分离出来的,长期以来是抱团生存,除立陶宛曾经在历史上与波兰有过联合之外,与东欧演变而来的13国没有任何联系。中欧四国关系比较融洽,联系比较密切。早在1991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就建立了维谢格拉德三国集团,捷克斯洛伐克分家后成了四国集团。然而,东南欧就比较麻烦,多数国家是在南联邦分离的血雨腥风中独立的,民族、宗教和国家关系异常复杂,发展差异性最大,彼此之间少有认同。

  二、国外对冷战时期东欧的学术研究

  韦:与中东欧的区域历史演变相适应,学术界对其研究在不同时期也不一样吧?

  孔:中东欧的民族国家出现的时间都比较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是在1878年,阿尔巴尼亚是在1912年,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是在1918年,民主德国是在194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社会发展方面,它们属于欧洲的组成部分,学术界并没有给予特别关注。地缘政治上的东欧出现之后,所谓的东欧问题才成为世界各国学界所关注。但是,由于东欧是东西方大国一手制造的地缘政治概念,在冷战的背景下,不同国家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研究东欧,服务于本国政治的色彩十分浓厚,而学术色彩则比较淡。

  韦:请您介绍一下国外学术界在冷战期间对中东欧的研究,具体说就是东欧国家、西方国家和苏联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

  孔:先说冷战时期东欧国家的研究。冷战持续了40多年,所以,这个时期东欧研究的内容最丰富,成果也比较多。下面所介绍的国外学界对中东欧的研究主要立足于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我在写《东欧史》一书时搜集、整理和评析过东欧国家“关于自己”的文献;二是我参与沈志华教授主持的“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收集和整理”项目过程中对东欧国家相关文献的了解;三是我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与东欧相关的学位论文中的文献评析。不过,全面概述国内外中东欧研究的历史演变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我没有也不可能搜集全所有的文献,更谈不上读完了。所以,遗漏、偏颇甚至错误都可能存在,抛砖引玉,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苏联模式的东欧国家中,学术研究并不独立,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都从属党中央领导。实际上,这本身就是苏联模式的一部分。苏联早在1921年根据俄共(布)中央决议成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后改为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主要任务是“是收集、保存和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遗著,编辑出版他们的传记,收集、保存和发表苏共中央的文献及党的杰出活动家的著作,研究苏共历史、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党的建设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这样的研究机构在东欧国家都有“翻版”。比如,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根据政治局的决议于1952年1月成立了党史研究所,“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罗马尼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的群众团体的历史、收集、收藏和出版有关的历史文献、出版物、回忆录等并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之上撰写一些作品,撰写党和工人运动的历史”。其他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情况基本相同。

  在内容上,东欧国家出版的相关文献主要可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出自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手,主要包括文集、论著、讲话、回忆录。在这些文献中,讲话最多,除了行本之外,文集多半也都是由各种讲话组成。领导人的回忆录有的是在当政时期写的,也有的是在离职后写的。这样的文献不仅在政治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是权威的资料。比如,南斯拉夫出版的《铁托专题文选》《铁托言论集》,罗马尼亚出版的齐奥塞斯库文集《罗马尼亚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前进》,阿尔巴尼亚出版的《霍查选集》,匈牙利出版的卡达尔《论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保加利亚出版的《季米特洛夫文集》《日夫科夫文集》等。这些领导人的文集少则几卷,多则几十卷,而且有多种版本。

  第二类是其他领导人或政治家、经济学家的文集、论著、讲话和回忆录。由于这些人或是重要决策的参与者或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所以,他们的著述对研究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内政外交的具体政策或事件)有非常大的价值。比如,南斯拉夫党和国家另一位领导人爱德华·卡德尔不仅有回忆录,还有七卷本的选集,它们对研究苏南冲突和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东欧国家有许多有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写了不少为改革提供依据

  或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经验教训方面的著作,如匈牙利经济家雅诺什·科尔奈的《理想与现实:匈牙利的改革过程》《突进与和谐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的思考》《短缺经济学》,波兰的奥斯卡·兰格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捷克斯洛伐克奥塔·锡克的《经济、利益、政治》《论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第三条道路》等等。曾有这样的说法,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是二三流的,却有一流的经济学家。

  第三类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前者主要包括东欧各党的纲领和章程,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向全体党员群众发出的号召或呼吁书等,后者主要是政府制订和颁布的文件等。这些文献不仅是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的权威依据,也是冷战时期学术研究可用的素材。

  第四类是党史和国史方面的著作。东欧出版的这方面著作都是“官史”,党史多半由党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国史也是由受党中央领导的社会科学部门组织编写的。即使有些著作署名是个人,实际上也都是由“集体创作”并反映官方意识形态的“正史”。比如,比兰吉奇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布杜拉等主编的《罗马尼亚人民史》、卡夫卡的《捷克斯洛伐克史纲》、朱雷斯库著的《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拉舍里的《阿尔巴尼亚史纲》科谢夫等人著的《保加利亚简史》马加什等人著的《匈牙利史》等。

  第五类是政治人物传记,其主角多半是东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这些领导人都有“官修”的传记,甚至还不止一本。在这些传记中,他们所讲的就是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所要求做的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不同国家领导人在对待苏联模式和与苏联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因而传记的色调也有所不同。保加利亚早期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传记中规中矩,季米特洛夫是标准的苏联模式的奉行者和苏联的“忠实朋友”,如哈吉尼科洛夫等人的《季米特洛夫传》,甘乔夫斯基的《秘书日记:我所见到的季米特洛夫》。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传记带有比较强的反对苏联干预的色彩,如杰吉耶尔的《铁托传》。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的传记和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的传记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两国同苏联模式和苏联的无奈抗争,如普塔辛斯基的《哥穆尔卡沉浮记:三次转折之一》,拉斯洛的《卡达尔:历史背景下的肖像素描》等。

  另外,在东欧国家,表达与“官史”不同观点的人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是理想的社会主义者,但反对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所以,他们写的东西不可能在本国出版,只能在国外出版,南斯拉夫的吉拉斯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本来也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因反对苏联模式而获罪,其代表作《新阶级》就是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

  由于东欧国家相互关系复杂和地区认同感差,东欧国家“关于自己”的研究特点是学者们都写本国的事情,很少论及他国的,而将东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文献几乎没有。1993年,美国东欧问题专家彼得·舒加尔(PeterF. SugGar)说:“对中东欧历史进行系统研究是最近一两代人才开始的工作。对中东欧地区大部分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写自己国家的历史。因此,迄今没有一部综合的,将这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历史著作出现在任何一种语言中。”但也有例外。南斯拉夫人巴比奇的《恩维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兹拉塔尔的《霍查政治传记》,这种“跨国”写作其主要基于两国交恶的复杂原因。另一个南斯拉夫人佩特科维奇的《巴尔干既非“火药桶”又非“和平区”》范围所及也只是巴尔干地区,而非整个东欧。在时段分布上,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多,其他时期的少。这主要是由于受苏联的影响,因为它们1945年以前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与苏联的利益冲突比较大。最后,东欧国家“关于自己”的文献有比较浓的反对外来干预的色彩,如卡德尔的回忆录,吉拉斯的《同斯大林谈话》等。这不仅是由于东欧国家都是被迫实行苏联模式和与苏联结盟,还因为东欧国家受制于列强的历史记忆。

  韦:在冷战时期,西方学界对东欧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孔:西方学者非常重视东欧研究的,著作也多,形成了独立的研究,有学者称之为“苏联学”或“克里姆林宫学”。尽管在冷战时期,“苏联东欧”是一个区域,但从研究成果上看,西方学者还是将东欧作为一个独立区域来研究的,在社会发展和对外关系两个角度强调同苏联的对抗性。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东欧,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这个地区的研究要弱得多。与东欧国家“关于自己”的研究多为国别研究不同,西方学者更注重东欧的整体研究,在国别研究方面则重于政治事件,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在研究社会主义东欧的著述中,西方学者重笔浓墨描绘的是东欧国家与苏联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东欧国家中人民群众与共产党领导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有着非常浓厚的情感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已译成中文的如美国学者布朗著的《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特里萨·拉科夫斯基—哈姆斯通等主编的《东欧共产主义》、斯蒂芬·费希尔-盖拉蒂编的《东欧各国共产党》、塔德·舒尔茨著的《“布拉格之春”前后》等。东欧与苏联的关系也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在他们的笔下,华沙条约和经互会都是苏联控制东欧国家的工具。总之,这类研究本身也是西方世界对苏联东欧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旨是论证共产党主导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合法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强调东欧国家与苏联的矛盾与冲突。虽然也不乏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东欧国家或巴尔干地区历史研究的学术著作,但是,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是冷战时期西方学者著述的基本特点。

  韦:在这个时期,苏联的东欧研究情况如何,其学术成果有什么特点?

  孔:苏联也出版了很多有关东欧、东欧国家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的著作。苏联学者研究的内容也比较广泛,但以下三个主题比较突出:一是有关东欧民族和国家的早期历史,如东欧民族的起源、中世纪的东南欧、20世纪初匈牙利国内的政治斗争等;二是有关它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如匈牙利革命力量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欧和东南国家发达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等;三是东欧国家与大国关系,东欧与西方、美国的关系,东欧与中国的关系等。总的来看,苏联学者研究成果的特征正好与西方学者的相反,主要是论证共产党在东欧执政的合法性,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确立的合理性,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公正性。

  三、中国对冷战时期东欧的学术研究

  韦:根据已经出版或发表的文献,可以看出,在冷战期间中国对东欧研究的起伏非常大,内容上并不连贯,但重视程度似乎越来越高,这是为什么呢?

  孔:中国学者对东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属于中国内政外交的需要,这种需要造就了不断变化的东欧(中东欧)研究。在冷战时期,东欧、苏联和中国同属于一个阵营,都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将这些国家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但是,由于空间上的地理位置和步入社会主义道路时间上的差异,东欧、苏联和中国对苏联模式的认同、认知并不完全一样,在内政外交、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产生矛盾与冲突。中国对东欧研究的出现与发展就与这些矛盾和冲突是同步的。

  韦:是否可以说,中国对中东欧的研究与中苏关系、苏联东欧关系、中国与东欧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孔:是这样。我简要说说这三种关系之间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将新中国的社会发展锁定在苏联模式上。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全方位地学习苏联,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口号。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中苏有一段“蜜月期”。战后,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经过了几年从欧洲模式向苏联模式过渡的“人民民主时期”,冷战开始后,在苏联的干预甚至插手下很快地与欧洲模式“硬切割”,而同苏联模式建立了“硬联接”,但对苏联模式和苏联的排斥深藏于内心。从纵向上看,苏联模式由于其非均衡和高度集中的特征,确立初期的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能力特别强,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各种弊端也日益显露,减弱和消除这种弊端的努力就是改革。苏联的改革始于1953年,在1956年达到高峰,其实质就是弱化苏联模式。对于苏联的改革,东欧国家不仅是紧跟的,甚至走得更远,企图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而这又突破了雅尔塔体系的底线,最终都被苏联镇压下去了。中国当时正处于学习苏联的高潮,苏联模式在中国还没有完全落地,正面效应也是最大的时候。对中国人说,苏联模式的理论部分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部分就是社会主义。因而,理论上的变动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实践上的变动就是背叛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中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由此产生,东欧国家多数站在苏联一边,也成了中国批判的靶子。但是,中国和东欧国家在反对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方面又有共同点。中国对苏联是非爱即恨,对东欧国家是既恨又同情。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常常是中苏关系的晴雨表。

  韦:您的意思是说,对欧洲模式和苏联模式认知,以及认知者的不同时空差异是影响中国东欧研究的关键因素?

  孔:至少我坚持这样的看法,当然,这时期的文献与其说是“研究”还不如说是“关注”和“表态”。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中国对东欧国家也十分友好。因此,中国东欧研究主要介绍东欧国家的基本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其中,国内出版的多数是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少数是中国学者或有关出版单位编著的。内容上有关东欧各国的著作主要是以介绍为主,数量也不多,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更谈不上。有介绍基本国情的,如以“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制度”为主题撰写的东欧七国的小册子。有介绍基本法律制度的,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宪法》《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刑法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民法典》《南斯拉夫新根本法》《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等。有介绍东欧国家计划经济和工会等方面的,如《波兰计划经济》《人民波兰的工会》《匈牙利农业生产合作社标准章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农业合作运动》《捷克的五年经济计划》《捷克的新劳动政策》《保加利亚劳动合作农场标准章程》等。这与中国当时向苏联东欧国家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关。还有一些作家或新闻记者写的访问东欧国家的见闻,如冯至的《东欧杂记》,高丽生的《南斯拉夫见闻》,陈模的《南斯拉夫访问记》,甘永柏的《访问罗马尼亚》等。

  这时期的文献还特别能表明中国与苏联紧密地站在一起,除了《苏联怎样援助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小册子之外,新华时事丛刊社1950年编辑出版了《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三大决议》,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了《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冷战开始后,为控制东欧国家,苏联在1947年9月授意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员除苏共之外,还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六个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意大利、法国两个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从成立到1956年解散,共产党情报局实际上就干了一件事情,即配合苏联攻击南斯拉夫。不仅如此,新华书店1949年还编辑出版过《时论选辑铁托反动集团的真面目》《铁托的民族主义走向那里去?》。所以,出版共产党情报局的文件表明,在苏南冲突中,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苏联一边的。

  1956年苏共二十大在东欧引起了轩然大波,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匈牙利更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十月事件。尽管起因、过程和结果都很复杂,但从本质上说,波匈事件都是两国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尝试,因而也都受到苏联的压制甚至出兵镇压。所以,中国当时的出版物多为翻译出版的两党的文件,但表达的却是从维护苏联模式角度,对波匈事件的否定态度。比如,195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的《关于波兰目前局势》《关于匈牙利事件》,群众出版社出版了苏联人扎哈尔琴柯等写的《匈牙利事件的真相》一书。《匈牙利事件的真相》的内容介绍写道:“‘匈牙利事件’曾一时成为全世界注意的中心。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势力以及他们的走卒们围绕这一事件,制造、散布了大量的谎言,至今还在那里狂吠不已。本书作者通过当时各报刊所报道材料的研究和实地调查访问,有力地揭示了匈牙利事件的真相。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矛盾进行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制造出来的反革命暴乱。本书告诉读者,必须对帝国主义阴谋提高警惕外,也说明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国际主义团结伟大力量面前,任何反动阴谋都要遭到可耻的失败。”这段话基本反映了中国官方当时的观点,到20世纪80—90年代都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基调,如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孟进的《纳吉与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一书。

  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至70年代上半期,中苏两党产生分歧并进行公开论战。多数东欧国家由于站在苏联一边,成了中国批判的靶子,因此,中国翻译出版的著作也多是些反面教材,其中最多的是批判南斯拉夫。在这一时期,只有阿尔巴尼亚由于坚定地支持中国,无论在翻译出版的著作还是中国学者自己的著作中依旧保持着正面形象。因此,从对象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对东欧的研究可分为三部分:一是以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编辑出版的有关南斯拉夫的著述,主要供参考和批判之用;二是关于阿尔巴尼亚的著述,以介绍、赞扬阿尔巴尼亚和歌颂中阿友谊为主;三是关于东欧其他国家的著述,以介绍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和党代表大会及其文件为主,个别的是介绍东欧历史事件或政治事件的。

  韦: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和这次整理东欧文献时,我发现,中国对南斯拉夫可以说是“情有独钟”。1958年,中国开展大规模地反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而20多年以后又大规模地介绍南斯拉夫的改革经验,您可否介绍一下这一转变的情况和原因?

  孔:从1957年到1964年,仅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书籍就有几十种,报纸刊物上登的批判文章更不胜枚举,它们的标题十分鲜明地表明了中方的观点。比如,世界知识出版社不仅以“各国共产党文丛”为题编辑出版了十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还出版了《陷入资本主义泥坑中的南斯拉夫经济》《各国共产党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言论摘录》,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反动言论》《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言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越南劳动党报刊文选》,《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的国家论:资料选编》等。

  韦:也就是说,那时对南斯拉夫的批判成了中国对东欧“研究”的重点。

  孔:比较一下当时的中苏关系就可以看到,中国表面是批判南斯拉夫,实际上是批判苏联,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三和”等问题上,南斯拉夫(也包括除阿尔巴尼亚外的东欧其他国家)的主张与苏联的一致或相近。另外,这些批判也反映出中国当时主张强化苏联模式、反对改革、强调世界革命的极“左”做法。但在这一过程中,南斯拉夫就成了中苏关系的中间地带,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是这样,中苏关系缓和也是先从南斯拉夫开始的。这个时期中国和南斯拉夫关系研究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南斯拉夫对中国的批判少有回应,没有导致中南关系进一步恶化;二是中国还出版了一些正面介绍或没有明显批判倾向的有关南斯拉夫的书籍,如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社《南斯拉夫的国防》和《南斯拉夫战后经济发展中的投资》。此外,对南斯拉夫敢于反抗苏联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中国领导人还是非常佩服的,毛泽东曾有这样的评价:“铁托就是铁……不怕苏联压迫。”

  韦:与南斯拉夫相反,这一时期中国出版的书籍全都是称赞阿尔巴尼亚和歌颂中阿友谊的,这又是为什么?

  孔:中苏两党发生分歧和冲突之后,东欧大多数国家共产党都跟着苏共围攻中国共产党,只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因而也受到了苏联的攻击,东欧国家也中断了同阿尔巴尼亚各方面的联系,特别是经济援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阿两国走到了一起,中国开始大规模地援助阿尔巴尼亚。1961—1969年,中国向阿提供了15.5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15.4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援助,包括修建军工项目,提供了飞机、坦克、军舰、导弹、火炮,以及大量枪支、弹药、汽车等军需物资。有一首歌特别能表现当时中阿两国如火般的友谊:“北京——地拉那,中国——阿尔巴尼亚。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国家。中阿人民亲如兄弟,团结在马列主义旗帜下。万岁毛泽东,万岁恩维尔.霍查”。虽然相互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和矛盾,但是,中阿这种友好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中阿友好时期出版的出版物大体上有这样几类。第一类是介绍阿尔巴尼亚基本国情的,如地图出版社、杨树珍、翟世雄、秦智分别编写或著的四个版本的《阿尔巴尼亚》。第二类是称赞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的,如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社会主义新阿尔巴尼亚的二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李克著的《山鹰在雄健翱翔阿尔巴尼亚通讯》。第三类是讲中阿友好关系的,如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革命行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阿战斗友谊的新高峰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文件集》《把反帝反修斗争进行到底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文件集》《中阿战斗友谊万岁我国领导人访问阿尔巴尼亚文件集》,上海市出版革命组编辑的《一手拿镐一手拿枪阿尔巴尼亚通讯》。第四类是阿尔巴尼亚访问记,如林里的《阿尔巴尼亚纪行》,穆欣的《在英雄的阿尔巴尼亚》,张继尧的《阿尔巴尼亚纪行》。第五类是有关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的,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新西兰共产党的战斗团结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文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给全体党员、全国劳动人民和全体战士、军官的公开信》《从苏斯洛夫报告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分裂活动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文章(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阿尔巴尼亚小说、民间故事、统计年鉴和法典方面的书籍。有意思的是,1976—1977年,阿尔巴尼亚开始大规模地反华,攻击中国的内政外交的时候,中国基本不回应,因为这时的中国已经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了。

  韦:除了对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研究,中国对其他东欧国家的研究概况如何?

  孔:在这个时期,中国正式出版的除南阿之外其他东欧国家的书籍要少得多。朱晓中研究员认为,这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之后,中国的东欧研究从公开转入内部”。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东组是少数关注东欧的内部机构之一,除此之外,几乎还没有真正研究东欧的机构和人员。正因如此,在我们查到的这个时期的文献中,许多是苏东组编辑的内部资料,内容主要是有关东欧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情况,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领导人简历》《捷克斯洛伐克党政主要领导人简历》《保加利亚党政领导人简历》《罗马尼亚共产党党政领导人简历》。另外,还有一些资料汇编,如《世界各国材料东欧各国》《保加利亚共产党历史资料》《罗马尼亚农业资料选编(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五年)》。

  公开出版的书籍以介绍这些国家的文学艺术居多,在其他书籍中,有两方面的值得注意:一是有关东欧国家历史的书,如商务印书馆1975年出版的韩承文著的《1848年匈牙利革命》和华罗友著的《罗马尼亚》,1976年出版的程人乾编的《十九世纪波兰人民的抗俄独立斗争》;二是有关罗马尼亚的书籍。由于在中苏论战过程中,罗马尼亚站在中间立场上多次调停,还由于在1968年公开谴责华约五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相对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国,中国与罗马尼亚的关系要好。所以,这期间出版的有关罗马尼亚的文献几乎都是正面的,如沈杰飞等编著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十五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的《罗马尼亚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走向新的胜利》,人民出版社编辑的《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年文集》,《中罗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文件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马尼亚简史》。当然,这时期仍然有批判性的文献,如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华言论》《保加利亚共产党反华言论》等。

  韦:中国对东欧的研究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比较大的变化?其主要标志是什么?

  孔:中国对东欧研究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社会逐渐发生变化,1978年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在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弱化苏联模式,也就是苏联早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就做的事情。由于中苏之间关系尚处于紧张状态,中国不可能直接向苏联学习,东欧国家特别是曾被中国狠批的“现代修正主义国家”间接地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如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国。但是,对东欧的研究依旧与对苏联研究紧紧地绑在一起,并没有独立出来。

  第一,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适应,中国学者在大量翻译出版东欧国家学者著作和西方学者关于东欧的著作。出版这些著作的目的性也很明显,一是学习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二是通过东欧的事件指责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干预。

  关于前者,南斯拉夫的有《铁托选集》、贝里斯拉夫·舍费尔的《七十年的南斯拉夫经济发展》、弗兰茨·舍廷茨的《卡德尔的思想与著作》《卡德尔论文选》、韦利米尔·瓦西奇的《南斯拉夫经济政策》;匈牙利的有福尔代尔·伊斯特万的《匈牙利道路》、山多尔·科帕奇的《匈牙利悲剧》、亚诺什·科尔内的《理想与现实:匈牙利的改革过程》和《矛盾与困境》;波兰的有亚当·沙夫的《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捷克斯洛伐克的有奥塔·锡克的《第三条道路》和《共产主义体制》;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的《保加利亚建设成熟社会主义的问题和方法》;美国有丹尼森·拉西诺的《南斯拉夫的实验》、杰万诺夫斯基的《波兰共产党概要》;英国有威廉·肖克罗斯的《罪行与妥协》等。后者主要是历史事件或通史方面的书籍,如捷克斯洛伐克学者瓦·胡萨的《捷克斯洛伐克历史》、《禁止公布的文件》、伊日·贝利康的《永无尽头的春天》;美国学者塔德·舒尔茨的《“布拉格之春”前后》;匈牙利学者温病盖尔·马加什的《匈牙利史》;南斯拉夫学者兹冯科·施陶布林格的《铁托的独立道路》;波兰学者米契斯瓦夫的《十二月转折》,等等。

  第二,开始建立专门研究苏联东欧的学术机构,有了专门研究东欧的人员。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苏联东欧研究所”,下设东欧研究室,研究东欧各国的学者多为从对象国留学回来的学者,直到今天还是国内研究苏联东欧地区最大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后,苏联东欧研究所也重新开始运行,成为高校中唯一的专门从事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学术单位。另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机构是1981年成立的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由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合办。198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退出另行成立欧亚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苏东所和华师大的苏东分别创办了《苏联东欧问题》和《今日苏联东欧》杂志,它们成为中国学者发表有关东欧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982年成立苏联东欧研究室,分别研究苏联、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历史。

  第三,开始设立研究苏联东欧的专业方向。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设立了国际共运史专业的硕士学位点,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设立了国际共运史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点。在每个学位都有多个研究方向,苏联东欧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而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东欧是重点研究方向。另外,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专业从事东欧史(特别是波兰史)教学与研究的老师,以及相应的硕博学位授予点,经济系则有从事东欧经济教学与研究的老师,以及相应的硕士学位授予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也有招收研究东欧的硕博士学位点。

  第四,开始建立苏联东欧的学术团体。1982年,苏联东欧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研究苏联和东欧历史与现状”的学术团体,秘书处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随着社科院苏东所的名字变化这个学会的名字也先后改为“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和“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1985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成立,也是研究苏联和东欧历史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986年,上海市苏联东欧学会成立,主要“开展对苏联东欧各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教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同上两个协会一样,1993年之后,它也先后改称“上海市东欧中亚学会”和“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此外,几乎也在这个时期,中国还建立了全国性的国际共运史学会和许多省市一级的国际共运史学会,苏联东欧问题也是各级共运史学会关注的话题之一。

  第五,开始出版中国学者写的中东欧专著。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几乎没有出版过真正有关中东欧的学术专著。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者关于中东欧的著作开始出版,虽然也有为现实服务的色彩,有比较强的学术性,但数量还是很少。例如,1985年有张德修编著的《东欧经济改革浪潮》;1986年有姜琦、张月明的《东欧三十五年》、马细谱等著的《古代斯拉夫人》;1987年有陆南泉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王跃生、韩实等著的《经济改革:苏联、东欧和我们》、王逸舟的《匈牙利道路》;1988年有王逸舟等著的《波兰危机》、孟传德的《匈牙利改革之路》。在李忠杰等人著的《社会主义改革史》中,东欧国家的改革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另外,作为内部出版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东欧室1985年编译了一套《东欧国家政治和经济改革资料》。

  第六,开始有登刊东欧研究学术文章的杂志。许多历史性的、国际政治性的杂志都可刊登有关东欧研究的文章,但比较集中刊登有关东欧文章的杂志都是20世纪80年代后创办的,而且开始时有的并不是公开发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种:中联部主办的《国际共运资料选译》,1981年创刊。《国际共运史教研参考》是由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北京市共运史学会、北京市高校国际共运教学协会和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联合主办的,1980年创刊。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今日苏联东欧》,1983年创刊。《苏联东欧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所主办的,1981年创刊。山东大学主办的《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1983年创刊。这些杂志刊登文章的范围都很广泛,但都包括东欧问题研究。

  各种杂志刊登的东欧研究文献主要两大类:一类是外国学者(特别是东欧学者)的译文,另一类是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东欧文章。根据1983年4月《国际共运》编辑部编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报刊文稿索引》,在1980—1982年间,国内各种杂志(多数为内部资料)共刊登有关东欧的文献711篇,其中,译文352篇,国内学者撰写的359篇。从内容上看,无论是译文还是中国学者的文章,多数聚焦于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上面,有307篇;排在第二位的是有关改革的文章有176篇;排在第三位的是有关冷战期间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如1952年东柏林事件和1956年波匈事件,有80篇;其他方面内容的共有148篇。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却在强化苏联模式,攻击中国。但是,中国对此没有任何回应。所以,这时期中国学界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文章一篇都没有。

  韦:从您上面讲的几点看,中国学者对东欧的研究可以说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研究东欧的学科也始于这个时期,但并不独立,而且与苏联研究合在一起。

  孔: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但是,从学科形成和建设角度说,中国中东欧研究是以国际共运史和国际问题两个领域的相关研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有比较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而非纯历史学研究。事实上,历史学角度的东欧研究一直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如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对东欧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对东欧的研究。学者们的研究对象虽然跨界,但各自的学科还是楚汉界清。

  四、对东欧剧变的相关研究

  韦: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社会发生激烈的社会动荡,社会发展模式在很短的时间发生了改变。中国称之为“东欧剧变”,这些国家自己和西方称之为“革命”,这些定性一直延续到今天。我觉得,中国学者更多是从世界社会主义来看待东欧剧变的,而东欧国家和西方学者是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角度来描述东欧的社会动荡的。

  孔:东欧本身就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东欧的西边是实行欧洲模式的国家,东欧的东边是苏联,东欧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实行的是欧洲模式,之后实行了苏联模式,而这种转型不是自主选择而美英苏大国划定。冷战时期的东欧研究实际上就是冷战的组成部分,不仅没有认同,而且是对立的。至少表面上,东欧剧变是突如其来,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或是东欧本身,人们似乎都猝不及防,一时间都陷入或亢奋或激动或悲情的气氛当中。所谓的东欧剧变或东欧革命的实质就是短时间在政治上实现了社会发展模式从东欧向西欧转变过程。这个过程用时不长,多的是一两年,少的是几个月甚至几天。正因如此,人们来不及仔细思考,甚至也不需仔细思考,只是宣泄自己的政治情感,这些就是1989—1993年间国内外东欧研究的基本特征。

  韦:您能具体谈谈这一时期的国内外东欧研究吗?

  孔:先看一下西方学者的研究。在冷战时期,西方学者质疑的就是东欧的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因此,他们把东欧的政治转型视为推翻共产党统治、废除社会主义制度和摆脱苏联控制的“革命”,政治指向性非常强。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多数以“革命”为主题词,从书名中就可见作者的观点,例如,《严冬里的春天:1989年的革命》《我们:1989年华沙、布达佩斯、柏林和布拉格革命的见证者》《扯烂铁幕:东欧的人民革命》《罗马尼亚:纠结的革命》《东欧革命:宗教根源》《捷克斯洛伐克1989—1991年的天鹅绒革命》《中东欧革命:冷战期间共产主义的兴衰》《东欧革命》等。即使书名不带“革命”字样的,相同主题也非常鲜明,如《涌向自由:共产党统治在东欧的终结》《柏林墙轰然坍塌: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破产》等。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带有“革命”一词的书仍在出版,但数量少得多了,如《1989年革命》《1989年革命:苏联帝国的崩塌》《1989年,革命的思维和理念》等。

  在这个时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动荡时期,有心思著书立说的人不多,大多忙于政治。但是,这方面的著作还是有的。比如,波兰学者米·拉科夫斯基写了《波兰剧变是怎么发生的》一书,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方面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波兰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剧变的原因。再比如,苏联学者Ю.科尼亚耶夫描述了东欧国家1989年发生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对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质疑。另一名苏联学者И.奥尔利克分析了西方国家对东欧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韦:在这几年里,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情况如何?

  孔:东欧剧变开始时,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波,所以,对苏东剧变的冲击更为敏感。所以,中国学者几乎都是从世界社会主义角度分析(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原因和总结教训。这时期有关东欧的文献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在1990—1995年间出版的书籍中,主要有杨华主编的《东欧剧变纪实》、黄宏主编的《东欧剧变与执政党建设》、刘洪潮主编的《东欧剧变后事实与评价》、丁维陵的《苏联东欧剧变启示录》、刘祖熙主编的《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辛夷主编的《东欧剧变之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的《苏联东欧剧变与新闻媒介》、周东耀等著的《匈牙利剧变的前前后后》、王仲田编著的《历史剧变社会主义的挫折及其教训》、以及杨元恪等主编的《1989年以来东欧、中亚政党嬗变》等。

  但是,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从1995年起,中国政府正式称原东欧地区为中东欧。此举不仅顺应了这一地区国家政府的自称,同时也表明,中国政府承认政局后的政治现实”。随着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和前南地区的战争,中国学者对中东欧地区的研究重点逐渐向多元化转变。但是,这个话题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甚至21世纪仍常有人提及,例如,阚思静等人主编的《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1997年)、吴仁彰主编的《苏联东欧剧变与马克思主义》(1998年)、姜琦等著的《悲剧悄悄来临:东欧大地震的征兆》(2002年)、马龙闪的《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2005年)、杨友孙的《波兰演变的美国因素》(2005年)、刘廷合的《苏东剧变主要原因探析》(2008年)、陈平陵的《从“布拉格之春”到东欧剧变》(2010年)、段德智主编的《境外宗教渗透与苏东剧变研究》,以及秦维宪主编的《警钟:聚焦苏东剧变》(2016年)。

  从整体上看,由于还没有时间的沉淀和充足资料的积累,这些著作还无法对东欧剧变原因、过程和教训做详细的解析。它们把东欧剧变的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内因一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没有搞好,二是政治体制有弊端。外因一是受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背叛社会主义的影响,二是受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影响。虽然每本著作都涉及这些原因,但是,强调内因还是强调外因的区别却反映出学者们的观点分歧。前者意在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改善和提高民众的生活,搞好党群关系,而后者主张的着力点则放在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和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上面。学者们都各说各的道理,但多半没有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东欧之所以能够发生“剧变”或“革命”,关键的因素是苏联放松、放弃了对东欧控制。如果苏联控制依旧,东欧国家的剧变是不可能的,冷战期间的种种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五、对东欧转型研究的成就及其特点

  韦:在东欧剧变过程中以及其后,东欧国家转型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个重点研究议题,您可否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孔:社会转型研究由来已久,但明确阐释这种历史社会现象的思想和理论却是近现代的事。有学者总结道:“从17世纪到19世纪前叶,西方学术界就社

  会转型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进步的概念转型的进程及其机制、转型的类型和目标等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确立了转型理论的论域,建立了这一研究的主题,制订了基本的方法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转型理论也不断发展,先后出现过孔德(A.Conte)等人提出的经典进化主义转型理论,帕森斯(T.ParGsons)等人提出的社会学的新进化主义转型理论。这两种理论实质上讲的是西欧北美的城市化、民主化、理性化的过程。苏联东欧剧变发生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普遍用社会转型理论来研究这些国家社会变迁或社会变迁的某些方面。社会转型研究的主题变成了“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简单地说,所谓的东欧转型,就是从一元化的苏联模式再回到多元化的欧洲模式,也就是东欧人自己说的“返回欧洲”。西方学者也是最早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东欧(中东欧)的,大约在1991年就有专著出版了。从研究主题上看,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西方学者的主要关注点是从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就是私有化问题,比如,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系列专著如《东欧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东欧的私有化》《苏联式的经济开始变化》《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转型的宏观经济学》《转向资本主义》等。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经济转型虽然依是研究的话题,但是,西方学者对东欧转型研究的范围明显拓宽了,如《东欧的学术研究转型》《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转型》《中东欧的政治转型和变化的认同》《从苏联集团到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媒体转型》《中东欧军工企业的转型和一体化》等。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于2004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7年,克罗地亚于2013年成为欧盟成员,到2009年,这些国家同阿尔巴尼亚都已是北约成员,其余几个前南地区的国家也在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过程当中。所以,中东欧国家回归欧盟的过程已经完成,2010年以后西方学者关于东欧转型的著作数量明显少,内容也带有回顾性或综合性的,如《中欧1989—2012年间的转型》《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研究》等。

  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也有一些关于转型的文献,比如,匈牙利学者贝拉·格雷什科维奇的《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玛丽亚·乔纳蒂的《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雅诺什·科尔奈的《康庄大道和羊肠小路改革与后共产主义转型研究》《转轨中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东欧国家卫生部门改革》,以及俄罗斯学者Т.彼特科娃的《东欧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转型》等。实际上,中东欧国家一直就不认同它们的东欧身份,所以,更乐于将“剧变”称为“革命”,将“革命”后的社会发展称之为“返回欧洲”。

  比较起来,中国学术对东欧的转型研究起步要晚得多,到21世纪初才有学术专著出版。高歌的《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是出版最早而且是唯一的研究东欧政治转型的专著,从历史因素的作用和经济、国际、民族和宗教等因素与政治转轨的互动角度,探讨了东欧国家政治转轨的发生原因和发展轨迹。其他著作大多也是依照西方的转型理论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叙述剧变以来所有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从出版著作的持续性上看,中东欧国家似乎始终处于这一过程当中。在有代表性的著作中,第一类是综合性研究,如朱晓中的《中东欧转型20周年》(2010年)、金雁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与思想变迁》(2004年)、《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2011年)、殷红等著的《中东欧转型研究》(2013年)、李少捷等主编的《中东欧转轨25年观察与思考》(2014年)、朱晓中主编的《曲折的历程:中东欧卷》(2015年)、马细谱的《追梦与现实:中东欧转轨25年研究文集》(2016年),以及殷红的《入盟与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型》(2018年)。第二类是从比较角度进行叙述的,如王志连的《波匈捷经济转轨比较研究》(2000年)、程伟的《中东欧独联体国家转型比较研究》(2012年)、刘敏茹的《转型国家的政党制度变迁俄罗斯与波兰的比较分析》(2013年)、潘德里主编的《原苏联东欧国家政治转轨比较研究》(2015年)。第三类是研究中东欧国家转型某一方面的,如庄起善的《中东欧转型国家金融银行业开放、稳定与发展研究》(2008年)、许新主编的《转型经济的产权改革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私有化》(2003年)、周忠丽的《制度转型中的国际因素研究以中国、波兰和斯洛伐克为比较个案》(2011年)、王志远的《金融转型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的逻辑与现实》(2013年)、贾瑞霞的《中东欧国家区域经济合作转型》(2013年)、万昌华的《波兰政治体制转轨研究》(2013年)、乌云特娜的《东欧转型国家的农村教育发展的研究以波兰、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四国为例》(2014年),以及夏海斌的《中东欧国家转型外部约束与现代化》(2017年)。当然,中国学术界研究中东欧转型问题的文献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韦:学术界对东欧转型研究的特点是什么?

  孔:东欧社会转型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上从共产党一党制转向多党制,经济上从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转向自由的市场经济,对外关系上从依附苏联转向依附西欧,意识形态上是从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多元化意识形态。但是,社会转型的这些方面并非齐头并进,有的用时长,有的用时短。根据上述主要内容来判断,当通过宪法将政党政治制度确立下来并通过议会大选将这种制度常态化之后,政治转型就应当视为结束,以后就是政党政治的发展了。当通过相关法律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后,经济转型就应当视为结束,以后就是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发展了。

  但在实践上,中东欧国家的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匈牙利、波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社会剧变过程中,国家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有比较完整的过程。但是,这五个国家的30年都是社会转型吗?除了在剧变过程中完成了政治转型,在剧变之后的几年中完成经济转型之外,匈牙利和波兰于1999年、2004年加入北约和欧盟,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于2004年、2007年加入北约和欧盟,阿尔巴尼亚于2009年加入北约。那么,在完成了政治转型、经济转型甚至已经完全回到欧洲模式,这五个国家的社会还是转

  型吗?所以,不能再用社会转型来形容它们了,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在新的社会模式下开始了新的发展。由于历史上民主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及与西欧国家联系等方面不一样,这些国家社会发展的差别也比较明显。在新的发展模式中,这些国家运行机制的各个方面是否完善,以及由于这些不完善或其他多重内外原因而造成的社会问题、矛盾和冲突,都不应当归因于社会转型,而应属于社会发展的范畴。所以,社会发展是中东欧国家近30年的另外一个主题,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甚至在社会转型和国家构建完成之后会逐渐成为唯一的主题。

  社会转型是指一个国家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外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可是,中东欧大多数国家都是在东欧国家剧变过程中陆续独立而成为新的民族国家。在独立成国的时间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是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是1993年,塞尔维亚、黑山是2006年(1991年,塞尔维亚和黑山组建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2003年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些国家从独立之日起就是按西欧模式进行新国家构建的,由于母体曾是东欧国家,因此,它们是在“东欧的地基”上搭建的是“西欧式的房子”。作为新独立的国家,它们却没有转型之前的经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并不存在。虽然都属于新构建的国家,它们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捷克和斯洛伐克在独立之前,它们的母体捷克斯洛伐克从1989年开始了社会转型,到1993年独立的时候已经基本完成。在此基础之上,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家。它们的新国家构建也比较顺畅,很快就步入西欧模式下的社会发展。在前南地区的国家中,塞尔维亚是南斯拉夫唯一的继承者,完整地接管了南斯拉夫的国家机构,几乎没有新国家构建问题。但另一方面,塞尔维亚在很大程度上也继承了南斯拉夫的发展模式,从这个角度上说,也存在着社会转型的问题。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黑山等国几乎没有从南斯拉夫那里继承任何国家层面上的遗产,都是把原来联邦单位自我打造成新的国家,包括物质上的和制度上的。由于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民族矛盾和历史恩怨,这些国家在独立过程中充斥着矛盾、冲突和战争。比如,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独立时与塞尔维亚主导的南联邦军队的冲突,波黑三大民族之间的战争,马其顿在国名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的纠葛等等。这些国家1991年以后岁月的主题并不是社会转型,而是艰难的新国家构建和曲折的社会发展。

  所以,在近30年来,国内外许多著作的研究内容应当属于新国家构建和社会转型、新国家构建完成之后社会发展,而不能还讲“东欧各国转型仍在途中”。仅以中文著作为例,属于前者的,如米拉·马尔科维奇的《黑夜与白昼》《东方与南方之间》,方明等著的《呜咽的德里纳河》,王逸舟主编的《单极世界的阴霾:科索沃危机的警示》,孔寒冰的《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大国背景》。这类著作重点讲述的是关于前南地区新国家构建的曲折过程。属于后者的,如刘作奎的《国际构建的“欧洲方式”欧盟对西巴尔干政策研究(1991—2014)》、杨友孙的《欧盟东扩与制度互动:从一个入盟的标准说起》、徐刚的《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张淑静的《欧盟东扩后经济一体化》、孔寒冰等著的《原苏东地区社会运动现状研究》、孔田平主编的《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嬗变与中国V4合作》、朱晓中主编的《欧洲的分与合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以及贺刚的《叙述、身份与欧洲化的逻辑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比较研究》等。但是,这两方面的著述远不如社会转型方面的多。

  六、2012年以后国内外对中东欧研究的状况

  韦:有学者认为,2012年是国内外对中东欧研究的分界点,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孔:从2012年起,“中东欧”在中国成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词汇,对它的研究在表面上完全独立了,涌现出许多研究它的机构和研究人员,有大量的学术著作和智库报告问世。说它是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词汇,是指它整合了由东欧演变而来的中东欧13国和由苏联分离出来的波罗的海三国,形成了由东欧、中欧和东南欧16国构成的中东欧地区,即所谓的“16+1合作”。以“16+1合作”框架为平台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拓展和深化,中国与中东欧16国关系全方位发展并日渐密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也形成了迄今仍呈上升势头的中东欧研究“热”。

  韦:您说的这种中东欧研究“热”主要表现是什么?

  孔:国内的中东欧研究“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出现了许多专门的研究机构。在2012年前,带有“中东欧”名称的研究实体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中东欧室和欧洲所中东欧室,前者设立于1981年(时称东欧室,2016年改称现名),后者设立于2009年。带有“中东欧”名称的虚体研究中心也只有两个:一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0年成立的“中东欧研究中心”,二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学院2011年成立的“中东欧研究中心”。另外,后者还同时成立了一个“波兰研究中心”。2012年之后特别是近两三年,全国各地的中东欧研究机构雨后春笋般地涌现。2012年12月,中国欧洲学会中东欧分会成立,同年,上海同济大学“中东欧研究所”、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中东欧研究中心”成立;2013年成立的有重庆社科院“重庆中东欧国家研究中心”;2015年成立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合作与交流网络”、东北大学的“波兰研究中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匈牙利研究中心”和河北地质大学的“捷克研究中心”;2016年成立的有西安外国语大学的“波兰研究中心”、华北理工大学的“匈牙利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波兰语言文化中心”、宁波市的“宁波中东欧国家合作研究院”、河北经贸大学的“中东欧国际商务研修学院”、四川大学的“波兰与中欧问题研究中心”;2017年成立的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中东欧研究中心”、中国中东欧基金中欧国际商学院的“中东欧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中东欧研究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捷克研究中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中东欧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阿尔巴尼亚研究中心”“巴尔干研究中心”“保加利亚研究中心”“匈牙利研究中心”“罗马尼亚研究中心”、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中东欧经济研究所;2018年成立的有河北经贸大学的“塞尔维亚研究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的中东欧研究中心;2019年成立的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中东欧研究中心”。

  第二,与这些研究机构相适应,从事中东欧研究的人员激增。我虽然没有做统计,实际上也无法统计,但人数之多是可以想象的。不过,除了本来就从事东欧或中东欧的研究人员之外,更多的是新入业者或从其他领域跨界进行研究的学者。

  第三,研究领域大大地拓宽。从前面论及的冷战时期、剧变时期和转型时期的东欧(中东欧)研究状况看,以往中东欧研究多是从政治的、历史和国际的视角进行的,涉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著述不多,而中东欧的文学艺术和语言教育不属于东欧或中东欧的研究范围。2012年以后,中东欧研究的范围不仅变得更加宽泛,而且研究视角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经贸、人文、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成为研究的重点内容。中国与东欧国国家之间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中东欧研究的主线,许多与中东欧国家概况、国情的研究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并为这个主题服务的。

  第四,在短期内出版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绝大多数的主题是与“16+1”和“一带一路”紧密相关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出版的三个系列的智库丛书和中国中东欧研究院的智库丛书。(1)“中国中东欧智库丛书”。已经出版的有:黄平等著的《中国—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过去、现状和前景》(中英文版),黄平、刘作奎的《中国—中东欧合作中的利益相关者》(英文版),黄平主编,刘作奎、鞠维伟、马骏驰著的《中国中东欧智库合评价报告(2015—2016)》(中英文版),黄平、刘作奎等著的《“16+1”合作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英文版),黄平、刘作奎著的《中国—中东欧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英文版);(2)“中国中东欧关系丛书”。已经出版的有:黄平等主编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进展与成就》、孔寒冰的《中东欧的差异性、复杂性和中国与之合作的“精准性”》、孔田平的《冷战后俄罗斯的中东欧政策及其影响》、龙静等著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多瑙河地区战略对接研究》、刘作奎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发展报告2017》;(3)系列“国家智库报告”。已经出版的有:刘作奎、鞠维伟与佟巍等著的《中国和匈牙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历史、现状、前景及政策建议》(中英文版),黄平、刘作奎等著的《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合作五年成就报告:2012—2017年》(中英文版),黄平、刘作奎主编的《“16+1”合作:现状、前景和政策建议》(英文版),刘作奎等著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与巴尔干国家的合作》(英文版),刘作奎的《欧洲与“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与风险》(中英文版),孔田平主编的《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嬗变与中国V4合作》,刘作奎等著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华人华侨发展报告(2018)》《欧洲与“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与风险2019》。

  除这些丛书外,围绕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著作还有许多,如尚宇红等著的《中东欧十六国对外货物贸易结构》、张琳等编著的《中东欧十六国投资环境分析》、刘永辉等主编的《中国—中东欧贸易指数报告》、李嘉珊的《重新发现:中国—中东欧十六国文化创意产业概览》、张永辉的《中东欧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赵刚主编的《中东欧国家发展报告》、汪洪主编的《中东欧六国专利工作指引》、任明辉主编的《中东欧国家卫生体制研究》、宋彩萍等编著的《中东欧十六国高等教育现状》、应品广的《中东欧国家竞争法研究》、丁超等著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以及牛利的《中东欧十六国汉语教学研究》等。

  韦:近几年中东欧研究机构的数量和出版物的数量的激增,这不仅在中东欧研究中,而且在其他区域研究中也不多见,您如何看待2012年以来的中国中东欧研究?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中东欧研究,您有哪些建议?

  孔:2012年以来国内中东欧研究“热”是与“16+1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密切相关,总体说是应当肯定的。这些成果对于中国民众了解中东欧,提升中东欧研究的地位,加强中东欧研究的学科建设有积极推动作用。从特点上说,这些研究成果涉及领域比较全面,现实感很强,有较大的应用性,有助于中国企业进中东欧地区发展经贸关系。如果从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的角度说,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强:一是已建立的研究机构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办出自己的特色;二是要加强基础研究,也就是重视上面说的中东欧研究中的本体部分。没有本体,“16+1合作”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实际操作方面都没有“根”;三是研究要适度。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各方面的差别都非常大,互补性很小。因此,对这些国家的研究和对“16+1合作”的研究必须同这些差别和互补性相适应,以避免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四是中东欧研究的研究者应有良好的外语基础、更宽广的研究视野和更高的专业素质。

  韦:您说的基础性研究是指什么?能否介绍一下东欧剧变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在中东欧的基础性研究方面的情况。

  孔:我所说的基础性研究是从国际政治学角度、历史学角度对中东欧的历史变迁、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制度、民族宗教问题、冲突与战争等方面的梳理和探讨。其实,国内一直有学者在潜心默默地做这些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比如,郝时远的《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中的民族危机》(1993年)、《帝国霸权与巴尔干“火药桶”》(1993年),阚思静的《卡达尔与匈牙利》(1993年),刘祖熙的《斯拉夫文化》(1993年)、《波兰通史》(2006年),沈志华编著的《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2002年),沈志华主编的《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2006年),于沛等著的《斯拉夫文明》(2001年),赵乃斌等主编的《南斯拉夫的变迁》(2002年),周旭东的《夹缝中的罗马尼亚》(2003年),余建华的《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2004年),刘邦义等著的《二战中的波兰》(2005年),郭洁的《悲剧与困惑:纳吉与20世纪50年代的匈牙利》(2007年)、《战后东欧政治发展研究》(2014年),项佐涛的《米洛万·吉拉斯政治思想演变研究》(2012年),郭翠萍的《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岁月》(2013年),夏庆宇的《东欧的民族与国家》(2015年),衣俊卿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研究》(2015年),陈志强的《科索沃通史》(2016年),高晓川的《奥匈帝国民族治理研究》(2017年),马细谱的《巴尔干纷争》(1999年)、《南斯拉夫兴亡》(2010年)、《保加利亚史》(2011年)、《巴尔干百年简史》(2018年),孔寒冰的《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与大国背景》(1999年)、《东欧政治与外交》(2009年)、《东欧史》(2010年)、《百年捷克》(2018年)等。但是,总的看来,从事基础性研究的人员有限,发表的成果并不多。

  韦:2012年以来,西方学术界、中东欧国家学界和俄罗斯学界对中东欧研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点?

  孔:国外对“16+1合作”不能说没有涉及,但关注度比较低,更没有因此形成对中东欧的研究“热”。在这16个国家中,有11个已经加入欧盟,13个加入北约,其余的也在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进程中。无论从西方国家角度看还是从中东欧国家角度看,作为一个独立区域的中东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它们所讲的中东欧仍旧是指由东欧演变而来的那13个国家,而不包括波罗的海三国。

  从英文文献上看,西方学者关注的主要话题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中东欧与欧洲的一体化,如“民主化与欧盟”“在欧盟外交政策中的民主化”“欧盟影响下的中欧”及中东欧与北约的关系等是西方学者著述的重要话题;二是中东欧历史研究。梳理和研究中东欧整体的历史一直是西方学者的长项,他们在冷战期间的著作本身就是冷战的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的作品政治色彩淡化而学术性增强。2012年以后,这方面的著作仍时有出现;三是一些有关现实或历史的专门问题研究,如政治腐败、种族斗争等;四是国别研究,其中,有关波兰、匈牙利、捷克和塞尔维亚的最多,其他很少甚至没有。关于波兰,西方学者研究的问题除了波兰转型后的政治发展外,还有冷战时期波兰政治史、团结工会,波兰与立陶宛、乌克兰、俄国、英国等关系史,德国对波兰犹太人大屠杀等。关于匈牙利,西方学者研究的问题是1939年到21世纪匈牙利工人地位的演变、1920—1956年匈牙利的商品学说和劳动价值,匈牙利在苏东阵营军工生产中劳动分工等。关于捷克,西方学者对人物的研究比较多,

  其中,重点研究的是弗兰茨·卡夫卡和瓦茨拉夫哈维尔的生平与思想。关于塞尔维亚,西方学者研究的问题有南斯拉夫的民族认同,科索沃的国家构建,铁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苏南冲突,塞尔维亚民主发展的两难境地,前南国际法庭的遗产等。

  由于东欧和中东欧都是地缘政治色彩非常浓的概念,中欧和东南欧的国家对它们并不认同,而更多地喜欢使用“中欧”“东南欧”这样的空间概念。由于相互关系复杂,中东欧国家的学者少有把中东欧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更不用说再加上波罗的海三国了。东南欧的一些学者试图“从巴尔干各国相互矛盾史学重新建构一部巴尔干通史”,中欧国家的学者则更看重维谢格拉德国家的合作和共同政策,如斯洛伐克公共问题研究所出版了专著《25年后民众眼中的维谢格拉德集团》。随着“回归欧洲”的程度越来越高,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关系特别是与欧洲一体化问题,成为这些国家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如匈牙利学者纳吉·安德拉斯的《融入欧洲欧洲座谈会中的中欧代表》,克罗地亚学者达·格鲁比沙等人的《欧盟政治制度与克罗地亚政治欧洲化》。此外,难民问题、民族与移民问题也都引起中东欧学者的关注并有著作出版。从总体上说,中东欧国家学者越来越热衷于研究本国的历史和面临的现实问题,特别是与欧盟的关系问题。

  俄罗斯学者研究的中东欧同样不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关注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长期研究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历史和外交政策的И.奥尔利克在2014年和2015年独著或与其他一些学者合著了《俄罗斯与中东欧:21世纪的双方关系》《俄罗斯与中东欧:2011—2013年的相互关系》《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间相互关系中的基本趋势》等。在这些著作中,他们不仅研究了在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后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整体关系,而且还分别研究了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匈牙利、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捷克、塞尔维亚等国的政治、经贸和文化关系;二是中东欧国家同欧盟的关系。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库里科娃等人在《中东欧国家:欧洲一体化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主要探讨了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经贸、投资一体化的进程和得失;三是中东欧自身的发展问题,如中东欧在新地缘政治环境下的发展,中东欧国家的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农民问题等。

  七、中东欧研究的前景

  韦:通过上面的访谈,可否做这样的总结,中东欧研究并不是什么“古老”的学问和学科,对它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分裂、“东欧”形成之后。在冷战期间,西方的研究和苏联的研究及它们的结果,立场、观点甚至所运用的文献资料都是对立的,实际上就是冷战的组成部分。东欧国家自己的研究带有多面性,既得在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上必须服从苏联,但又为民族、为国家立命之心和西方情结。中国对东欧的研究服务于中苏关系和中国社会发展,所以,研究内容起伏比较大。冷战结束后特别进入21世纪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政治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几近消失,但国家利益之争突出。东欧变成了中东欧之后,在社会发展模式上回归欧洲,与欧洲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国外学界把它纳入欧洲研究当中或者当作具体的地理区域进行研究,学术性越来越强。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的中东欧研究服务的主要对象也从对外政治转为对外经济,但学术性似乎越来越弱。

  孔:基本上可以这样总结。当然,如果细说起来,里面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从发展和演变历程上看,中东欧研究的前景还是充满变数的。先说国外研究中东欧的前景。正如你所说的,中东欧研究起源于西方和苏联对东欧研究,而它们的东欧研究及其成果是服务于冷战的。冷战结束后,随着地缘政治上的东欧的消失,这种对立性研究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转型和新国家构建研究。随着回归欧洲和与欧洲一体的发展,中东欧作为独立的地缘政治的空间日渐缩小,最终消失也是早晚的事。实际上,西方学界和中东欧国家的学界都已将中东欧研究视为欧洲研究的组成部分,强调的只是不同的地理区域,如中欧、巴尔干、西巴尔干,但不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对他们来说,东欧、中东欧都已经是进入历史的地缘政治概念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无力阻止中东欧国家的“西归”,属于自己的“东欧”已成了往日烟云。因此,今天俄罗斯对中东欧的研究也只能放在欧盟的范围里,放在中欧、东南欧的地理区位上,同样无法再将中东欧作为一个独立地缘政治区域。所以,中东欧研究在国外已经进入到尾声。

  韦: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中东欧研究的前景呢?

  孔:中国中东欧研究的现状实际上是比较繁杂。2012年提出的包括波罗的海三国的新的中东欧地缘政治区域,并没有能整合全国的中东欧研究,也没有形成统一的中东欧研究,更不用说中东欧学科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延续以往的传统,将中东欧与原苏联地区放在一起,研究人员、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强的传承性。欧洲研究所则将中东欧研究作为欧洲研究的一部分,是它新拓宽的一片研究天地。世界历史所也将俄中东欧研究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罗斯与中东欧国家放在一起,但主要是研究它们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外交史。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从国际政治角度将中东欧作为地区研究,但在学科归类上属于科社与国际共运。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外语类的高校的中东欧研究重点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上海外经贸大学、河北地质大学、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等院校的中东欧研究的重点则在经贸上面,而其他中东欧研究机构也有自己的研究重点。这些不同的研究单位的研究内容虽有交叉、交集,但总体上说是各自为政,没有形成也无法形成统一的中东欧研究,是在“一带一路”和“16+1”的主调下各唱各的曲。

  中国中东欧研究也会走到尽头,原因有两点:一个原因是从中东欧国家看,这些国家回归了欧洲,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区域不复存;另一个原因是从中国角度看,将波罗的海三国列为中东欧国家就已经淡化了原有的中东欧区域的内涵,希腊这样属于西方的国家也加入进来了,将曾经地缘政治上的东欧和西欧混到了一块,作为研究对象中东欧也不存在了。中东欧地区研究和中东欧这个地缘政治概念一样,都将成为历史。中东欧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有三种可能性:第一,在学术上,它将融入欧洲研究;第二,在政治上,当前它将融入“一带一路”从属研究;第三,在功能上,它将解构成为不同方面的具体研究。但是,这个地区不管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它归属于哪里,作为研究对象会永远存在。地缘政治区域是易变的,而地理位置的区域是不会变的。中欧和东南欧是多种文明的交汇处和大国关系的交集地,这里的民族宗教关系特别复杂,历史发展尤其曲折,永远值得研究。无论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还是从经贸往来角度,或是从语言文化角度,中国都必须重视对中欧、东南欧及波罗的海这些地理区域的研究。至于说把它们称作什么和怎样进行研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