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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点评】李义虎:对“一带一路”的国际政治考察

发布时间: 发布时间:2015-06-01  作者:admin   点击次数:   [] [] [] [更大]

经由去年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3月两会的系统规划和具体部署,“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正式实施阶段;而在几乎同时,经由去年底APEC会议和最近博鳌论坛的对话讨论,“一带一路”在国际间迅速发酵升温,伴随着“亚投行效应”而成为世界上的重大议题。然而,对这一将深刻影响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中长期战略,现在从经济发展合作、互通互联方面强调的较多,尚缺乏国际政治方面的系统考察和论证。为了积极稳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达成预想战略目标,我们理应从国际政治方面准确认识和把握其意义,同时提早预见本应加以规避的风险。

最近,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一带一路”诞生于全球化时代,它是开放合作的产物,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更不能用过时的冷战思维去看待。①这段话非常及时和重要,对于从国际政治角度正确和准确理解“一带一路”提供了基本视角,且其中蕴含的深刻内涵仍值得进一步挖掘。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在打造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新型合作模式方面将起到带头作用,同时没有必要回避其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背景,因为恰恰从创新思维角度讲,它很可能在历史上首次造成地缘政治软化的现象,使国际关系呈现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新常态。

与传统区域合作模式不同,“一带一路”具有几个鲜明而重要的新特点。

从“一带一路”提出和完善的过程看,它具有几个鲜明而重要的基本特点:

第一,构想宏伟。与古代丝绸之路相比,其地理范围更广泛,涉及到65个国家,沿线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近2/31/3,整体出口将占世界1/3。“一带一路”一旦落成,将贯通欧亚大陆主要通道和太平洋、印度洋部分海路,联结处于两端的亚太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形成世界跨度最长、发展潜力最大的经济走廊。中国与沿线各国将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资源、区域整合、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展开充分合作,在通路、通航的基础上通商,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

第二,开放包容、自主自愿。需要注意的是,该构想首先以区域合作发展倡议的形式提出,既然是“倡议”,那么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包容和自主自愿。它对沿线国家敞开大门,沿线国家凡有意愿都可以各种方式参与并受益,同时将同中国与相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形成有益的互补协调关系,借助已有的区域合作平台实现新的区域整合,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它体现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和新义利观。在国际间(包括美俄日哈等)提出的有关丝绸之路的28个构想中,中国的倡议影响最大,获得反响也最热烈,便印证其开放包容和自主自愿的鲜明特点及其吸引力。

第三,形式独特。与传统区域合作模式不同,它所建设的是一条充满发展活力、走向共同繁荣的“经济带(路)”,而不是要建立一个机构化的实体和机制。所谓“经济带”不是经济区,也不是经济圈。经济区一般以经济协定、条约为基础,大都组成机构化的区域组织,如东盟、欧盟等;经济圈则是以一个核心国家或区域组织为依托,形成范围较大的环状辐射经济单位,如欧洲经济圈、北美经济圈等。“经济带(路)”则是一个开放的经济走廊,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互通有无、共同发展搭建合作平台,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因此,它是打破传统、超越传统的一种新的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一种开放包容、延伸发展的独特合作形式。“一带一路”包括并整合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哈自贸区、中俄蒙经济走廊、东盟10+1及中日韩自贸区等,将以“经济带”的独特方式为区域一体化的规划和建设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着需要规避的风险

“一带一路”是一个极其宏伟的构想,确实具有极其重大的国际政治意义,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新型战略。但也恰恰因为如此,其推进特别需要有历史预见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按照决策过程的“比较权衡”原理(即“不研究反例不作决策”)②,提早进行风险评估并主动规避风险,以开拓出更大的行进空间。

第一,地缘政治风险。中国西向的中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曾是“大国的坟墓”,在历史先例中,大国深入到这个地带常常受到“力量梯度损耗”原理的左右,或由盛而衰或由强转弱。显着的例子是19世纪英俄“世纪大角逐”,而过去两个世纪内因介入阿富汗问题的大国,包括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最后亦都遭遇败局。如果再往西,还有中东、南高加索、巴尔干几个在历史上闻名的“火药桶”。当然,历史过程不可简单比附,但历史经验可以给我们一定启示。自苏联东欧剧变后,在独联体、东南欧和中东范围出现了较大片的“破碎地带”,大国与小国、小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敏感脆弱。现在,中国西向仍然存在许多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如宗教、民族、能源、核武器、三股势力、地区热点等,都较其他地区复杂多变。伊叙冒出IS使地区反恐形势趋于严峻,而乌克兰局势对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尚存在一些不好预估的变数。再看中亚国家和中东国家内部,它们不少具备颜色革命的要素,且多国存在老人政治,国内政局变动有可能引发一定范围的地缘政治动荡。总之,虽然中国与中亚和中东国家大都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也得到多数国家的肯定和回应,但中国西向地区的复杂形势和历史先例,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和防范某种隐性和不确定的风险因素。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时有意识地加了一句“地缘政治影响加重,不确定因素增多”,这说明,特别是在中国资本和企业“走出去”的时候,更要注意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保护好我们的海外权益和海外资产。

第二,俄美等的戒备防范。历史上俄国视中亚为后院,对他国染指怀有天然戒心。现在普京政府以独联体为对外政策优先方向,中亚是重中之重。特别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将组建欧亚经济联盟,其统一经济空间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存在重合竞争。因此,俄对中国倡议的表态多限于礼数,去年普京与习近平主席会见时只强调经济带建设中的运输协调与合作问题,对政策沟通并未提及。在俄国内对该倡议感兴趣的主要有莫斯科、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和鞑靼斯坦共和国等,但多是出于地方利益考虑。由于俄罗斯是欧亚经济空间的主导国,它的态度对临近的中亚国家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中亚地区是丝路经济带建设必然穿行的地区,因此俄的政策性反应是一个务须考虑的现实因素。可以预判,俄对经济合作并不反对,但一旦“溢出”地缘政治后果,它将会有反制行为。而美国对中国的倡议也是感受复杂。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曾牵头打了四场局部战争,其中三场在中亚和西亚地区,即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该地区一度成为美国动武的主要舞台,北约也曾经要推进到中亚地区。多年来,美国一直努力插手该地区事务,例如推行“大中亚计画”、“新丝绸之路计画”、“大中东倡议”等,意图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而,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美国最为关注且保持戒备的肯定是其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可能后果。如最近美国提出“印亚太”地区概念,被认为是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反制”。③此外,中国西向还有印度、伊朗等地区大国,分别有称霸印度洋、海湾地区的霸权目标。

第三,海洋方向存在潜在争端。在海上丝绸之路方面,也存在一些涉及到中国与邻国有领海和岛屿、岛礁纠纷的热点,特别是与越南、菲律宾、日本的矛盾较大,已多次造成相互关系的高度紧张,并成为地区局势中的重要事态。海洋方向的“一路”建设须以建立海洋新秩序为前提,如果出现海洋争端或由此导致紧张关系,加上域外国家插手,“一路”的打通和建设将遇到瓶颈。

第四,如何处理与既有区域合作机制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集安组织、中亚行动计画、东盟10+1及中日韩自贸区等区域合作机制在空间上有重迭之处,在推进过程中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竞争。例如,在欧亚大陆方向,上合组织、特别是俄罗斯力推的欧亚经济联盟覆盖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会有某些敏感因素影响“一带一路”构想的展开。同时,恰恰由于存在多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机制,也需注意区域合作中可能遇到的“面条碗”现象。

“一带一路”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甚至它将解决毛泽东以来中国面临的战略性难题,同时在全球意义将首次使地缘政治出现软化现象。

尽管“一带一路”的推进面临着一定的政治、安全和经济方面的风险,但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是非凡的,值得努力推进、完美实现。从国际政治高度讲,它至少会展现出需要明确和把握的三方面意义。

首先,“一带一路”提出的最大背景是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深刻变化同步并存,因而它是实现中国梦与推行新型外交的双重战略。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IMF2014年数据已是第一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美国。根据IMF的数据,201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7.8%,美国为15.3%。而根据IMF最新发布的报告《2015年亚洲发展展望》,中印美三国2015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分别贡献31.9%15.2%14.4%。④因此,在此情形下,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势力包括使用军事手段或经济排斥手段都无法阻止中国崛起。但是,也需要看到,与此同时国际体系也在深刻变化,主要体现在结构与规则两个方面。在结构方面,冷战结束初期曾经存在“单极—多极”格局,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欲图领导世界;但近年来美国陷入一定程度的相对衰落,国际格局现在正向“经济两极—政治多极”发展。美国以重新调整全球战略部署护持霸权,重点是实现“亚太再平衡”⑤;俄罗斯努力借助能源经济和地缘政治潜力恢复强国地位,并利用某些事态在周边实际扩大了影响范围;印度等中等强国则加快发展经济与军事实力,试图在区域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在加重,地位有所上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崛起毫无疑问是结构变化的显着重要事实,中国在“经济两极”与“政治多极”两个方面都是主要支柱,其发展影响全局。当然,面对这种结构的变化,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采取了防范做法。

在规则方面,美国本来在二战后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世界银行、IMFWTO等均是美国带头建立并成为其制度霸权的代表,作为政治安全领域的“老大”,美国插手干预海外(域外)事务的能力最强。但由于近年来世界银行和IMF改革不彰,在全球化中的角色模糊不清,WTO规则在运行较长时间后开始让美国不尽满意;因此,它试图以TPP重构国际经济规则,另搞一套,以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和“领导”地位。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实行“亚洲再平衡”则是要延续冷战结构和旧式同盟政治规则。其中,无论是哪一个方面,都有用以规避和孤立崛起中的中国之意。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在国际经济领域打破“西方中心论”,在经济规则方面拥有更多发言权和话语权,在政治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这些颇有点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味道。

在此情况下,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密切而又敏感,需要在动态中妥善处理彼此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说明现在只有中国有实力、有条件、有意愿通过重走丝绸之路带动区域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发展。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资8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及同为组合拳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的设立,不仅能够给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端出大碗牛肉,而且还找到了为大家所愿意接受、并且行之有效的实现形式。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指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⑥当然,“一带一路”也将在域内外产生系列效果,如通过完成欧亚经济整合对冲TPP计画,削弱美国霸权,特别是以中国议题、中国话语、中国概念引领国际经济议程,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嵌入规则程式,塑造新型地区秩序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这将有利于在国际经济领域提升中国的规则主导权和话语权。

当然,中国一再强调,“一带一路”与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并不矛盾,而是一种互补关系,是相互促进、提升的关系。就全球范围来说,崛起的中国一再主张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对现行国际体系并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70年以来的历史表明,1945年后建立的国际体系有其合理部分,行之有效者尚多;但它也有不合理部分,还不能反映国际关系已经发展变化的事实。因此,对于现行国际体系,对于大部分国际规则,既要传承与接续,又要发展、改革与新建。就区域范围来说,“一带一路”将与上合组织、APEC、亚信、中日韩合作,也将与亚开行、世界银行、IMF协调发展、互补共进。在博鳌论坛开幕式演讲中,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也就是说,“一带一路”、亚投行与其它区域合作机制将造就一种相互补充、相益得彰的正向增益关系,而不是搞非此即彼、相互取代的零和游戏。当然,鉴于IMF、世界银行及亚开行改革受阻,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对话形式,也将构建起新的规则平台。最近的“亚投行效应”很能说明问题,它将主要以“协商共识”原则取代否决权等制度霸权的做法,新兴国家将取得更多的平衡话语权。总之,中国推出的一些战略构想并不会颠覆现行国际秩序,但确实可能由此带来现行秩序的新常态,有利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有利于妥善处理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关系,也有利于处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面对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深刻变化同步并存的深刻背景,“一带一路”将成为实现中国梦与推行新型外交的双重战略。

其次,在地缘政治方面,它是中国第一次全面权衡东西两向、统筹海陆关系的国际战略。中国地缘政治的实质问题,是处理好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关系,其中包括海陆关系,也包括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关系。这些都可归结为如何把握东西两向平衡的问题。质言之,中国地缘政治的要害,不是所谓单纯的东向或单纯的西向的问题,而是东西两向平衡的问题,是需要在动态变化中站高瞩远、总体把握的战略选择问题。⑦笔者在《地缘政治学》一书中强调,“中国的地缘政治特性决定了它的地缘战略目标及其选择方向”。“就地缘战略选择方向而言,需要兼顾大陆与海洋之间、‘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东向与西向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中国所应做出的是一种复合型的战略选择。”⑧“中国应该在整体上平衡东西两向。从消极的方面讲,如果不能在整体上平衡东西两向,中国就会面临结构性挤压或结构性失调的困境。”“从积极的方面讲,中国以整体性的做法平衡东西两向,不仅会保证中国在地缘政治变动中尽量不受损害,而且能够使它充分利用地缘政治的利益倍增规律。……在这一意义上讲,这里面有一种地缘政治方面的‘马太效应’,平衡好东西两向是保证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变得更加自如和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⑨“在东西方向为主轴的情况下,中国不仅需要采取海陆统筹和兼顾‘心脏—边缘’两大地带的两栖战略,而且需要采取在更高层次上将这两种关系统合起来的复合型战略”。⑩

一言以蔽之,处理好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关系,可归结为处理好东西两向关系或掌握好东西两向平衡的问题。这既是150多年以来的一道历史性课题,又是作为大国走上国际舞台中心时面临的一道现实性课题。然而,囿于历史条件和眼界的限制,对于这一重大的或者说基本的战略问题,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清楚的。毛泽东时期的国际战略,面对北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有美国在东南亚军事存在的处境,加上短期内与印度、越南两个“地区霸权主义”关系紧张,中国主要承受着南北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从地缘政治上讲主要是处理南北两向关系,其对安全威胁的认识以及运筹“大三角战略”等明显表现出从南北方向考虑问题的特点,没有把中国的国际战略放置东西两向的地缘格局中,更谈不上掌握东西两向平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美和中苏关系的改善,以及后冷战时期国际环境的整体变化,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发生从南北方向到东西方向的转移,实际上已经需要从东西方向确立新的战略,但邓小平时期的国际战略基本属于为了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守成战略,并未主动解决这种主轴转移后国际战略是什么。这种守成战略因到江胡执政时变成到处建立“伙伴关系”而发展到极致。因而,虽然1978年到2012年时间略长,但仅可视为一个过渡时期。习近平时期的国际战略则主动适应和抓住中国地缘政治主轴转变的现实,首次从东西方向和海陆两向处理、整合中国的外部环境。“一带一路”恰好是全面权衡与高度配合两向战略重点的新型战略。“一带”与“一路”是有联系的,是一个彼此呼应的战略整体,涉及到处理好东西两向关系、海陆关系、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关系、经济与安全关系及国内与国际关系等,但在总体上说是根本解决东西两向平衡的问题,有助于增加我国战略回旋空间,改善外部环境。

与南北走向的地缘政治相比,中国的地缘政治在以东西走向为主轴时具有相当强的开放性和融合性,为中国底定世界级大国地位创造着新的条件。对此,如果进行一下今昔对比,可能看得更清楚。毛泽东时期以南北走向为主轴的地缘政治,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以陆权为主,地缘政治活动限于陆地范围;二是地缘政治有着封闭或半封闭的明显特征,不仅经济上自我封闭,实行所谓“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而且在政治安全方面采取防御守势战略,时刻警惕来自北方或南方的外敌入侵,并且做好打仗准备。

而中国的地缘政治在以东西走向为主轴时,表现出这样鲜明的特点:一是海陆关系贯通,可以实现海陆统筹的战略规划,具备全方位战略布局的可能条件。二是时空关系的动态性和开放性很强,为推行新型外交的主动作为提供广阔活动舞台和充分条件。“恰恰是地缘政治主轴向东西方向的转变,中国所面临的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全部集中起来,其对比性更加鲜明,且动态性和开放性相当强。……由于从南北主轴到东西主轴的变化意味着地缘政治发生了一种强有力的运动,与中国有关的全部地缘政治要素在启动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因而这种双重关系处于罕见的动态变化过程。不仅如此,它们还突破了原有的空间界限而展现出向不同方向开放延伸的特点。例如,沿着东西方向,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在地缘政治走势上显露出横向的关联性,并且都不再受限于彼此间地理界限。即使在东向的横剖面上,海洋与‘边缘地带’的联系更紧密,既促使了海陆一体化的态势,又使‘边缘地带’得以向海陆两个方向伸张。这些情形意味着,在中国的东西两向已经形成新的地缘政治结构,地缘政治时空具有了极强的可塑造性。因而,中国所面临的是一种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变化,所进入的是一种动态性的而非静态性的过程,所应对的是一种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性的局面。其中的复杂性可能给中国带来地缘政治上的新课题,但其中的机遇性又可能使中国扩大自己的战略纵深”。三是经济导向突出。邓小平时期,中国地缘政治的主轴已经发生从南北方向到东西方向的转变,适应这种情势的变化,中国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说,这是那个时期在地缘政治上所做的一项正确选择,当然更准确地说是地缘经济上的。习近平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其本身的着眼点首先是要推动经济发展与转型、扩大对外开放及带动区域经济合作;无论是“一带”还是“一路”,都首先具有经济涵义,合作范围很清楚,限于经济贸易而不涉及政治安全领域。特别是,中国将借推行“一带一路”建设和实施自贸区战略,实现新一轮的对外开放,这轮开放是全方位开放,是对发达国家也对发展中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也对前社会主义国家,对海洋方向也对陆路方向的全方位开放。而且,与过去对外开放(80年代“引进来”、90年代“与国际接轨”)不同,新一轮开放主要是“走出去”,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所以,它比过去的对外开放还更突出经济底色,从国际政治意义上讲主要开展的是经济外交。

再次,作为新型外交战略,它可以软化地缘政治因素。除了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之外,“一带一路”还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积极影响。最近,王毅明确讲“一带一路”是开放合作的产物,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如果将这句话延伸一下,“一带一路”不仅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且它可以软化地缘政治因素,使之跳出“厚黑学”的窠臼。所谓“可以软化”,一是体现在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取代冷战思维,传统地缘政治中的决定论和对抗性思维导向得到改变。历史地看,这两种思维导向在地缘政治中根深蒂固,促使国家间互动按照零和博弈的规则来进行,常常引致或诱发国际冲突和战争。但是,在人的理性升华、国家推行新型外交的时候,地缘政治的导向将从决定论转化为互动论,从对抗性转化为融合性。此次中国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最大亮点在于五项“共建原则”和16字理念。五项“共建原则”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及“坚持互利共赢”,16字理念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些既在内涵上传承着丝绸之路精神,也体现了发展理念的创新。这意味着,“一带一路”虽然有地理整合布局的含义,但完全修改和去除了地缘政治中的决定论和对抗性导向,植入了互动论和融合性思维,赋予了国际合作以双赢或共赢的性质。“国家树立了要与自己面临的地理环境善处,要与其他国家共存的融合性思维。这样,过去那种以人性恶为假定的地缘政治学思维需要修正,虽然人性中总难排除恶的一面,国家之间也总会有提防的一面,然而地缘政治学理论完全可以把和谐共处的融合性思维、而不是对抗性思维作为新的主题。”

二是体现在丝绸之路历史符号下的中国文化精神,抵销和拔除地缘政治的过时价值。传统地缘政治重私利轻公益,以邻为壑,不择手段。而在《愿景与行动》公开宣示的16字理念背后,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精神本质,如仁义诚信、公正公平、平等相待、以德服人、和谐共处等。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大力宣导新义利观,在周边外交中强调“亲诚惠容”,这些与中国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一起构成中国新型外交的基调。在推行“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首先开展经济贸易合作,但同时也进行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这将不仅使丝绸之路精神得到阐扬,而且中国文化的固有价值和沿线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都将融汇到相互合作与区域合作之中,并在这种新型合作中提炼出新的理念和价值。其结果,将使沿线各国的“国家行为”更趋向于“为善之道”和“善处之道”,从而软化地缘政治并使之具有某种人文主义导向。

三是体现在现实层面,将以大范围和大规模的区域合作减压地缘政治冲突因素。“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准、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合作的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由于所推进的是经济合作,在区域范围内促进经济要素的整合,不涉及军事安全领域,所以虽然在东西两向尚存在一些地缘政治的不确定因素,但随着合作的进行和建设的推进,尤其是“五通”的落实,相关国家会加大协商与协调力度,合作的润滑剂和减压阀作用会越来越大,因地缘政治诱发冲突的可能性会降低。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而这将有助于改善沿线国家的经济状况,帮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贫穷、落后和愚昧,沿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也将为改善地区局势和地缘政治环境营造有利条件。

四是体现在“协商共识”原则抛弃了地缘政治的密室规则和大国强权政治。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分尊重相关国家意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充分协商,达成共识。王毅外长讲,我们坚持平等协商,坚持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我们将注重照顾各方舒适度,注重保持透明和开放,注重与各国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注重与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相辅相成。“一带一路”的理念是共同发展,目标是合作共赢。它不是中方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在这方面,亚投行已经树立了很好的典范,它采用“协商共识”新型机制,否定了联盟霸主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否决权”等大国政治惯例,更完全抛弃密室规则。

五是体现在对地缘政治中划分势力范围套路的颠覆。对于中国的倡议,有些国家从经济上考虑表示欢迎,有些国家仍纠结于安全考虑(如印度);但“一带一路”提供的是一种崭新的区域合作模式,虽然它在一定地理范围延展,但建设的是一条贸易、人文和交通的大通道,是一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经济走廊和经济带,不是建立大国的势力范围,也不是搞集团政治,甚至也不组建经济性区域集团或联盟。中国特别强调,不搞封闭性和排他性集团,不确定地域范围,不划定具体国别,借助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以互联互通为依托,以点带面、从线到片,形成向东向西全面开放的国际经济合作带。因此,对“一带一路”,如果用划分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老套去理解,显然是落在冷战窠臼的落伍思维。近来,中国学者特别强调不能用建立什么“桥头堡”、“战略支点”的说法,就是对这种思维的强烈反弹和批判,因为它已经完全颠覆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旧套路。

积极稳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综合而论,一方面,“一带一路”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甚至可以说它将解决毛泽东以来中国面临的战略性课题,塑造出有利的周边形势和地区格局,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另一方面,其实施也面临一些风险,其中有些是历史发生过但必须谨防“返祖”的;有些是现在隐身潜存但必须加以规避和化解的;有些则是未来可能凸显而必须预期并加以阻止的;这就要求对实现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认识,主动灵活地避开地缘政治盲区,预留战略调整空间和回旋余地。为积极稳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对其意义价值与风险都保持清醒认识和全面把握,这样才能明确战略方向,保持必要的战略定力和战略稳健,最终实现战略目标。

在“一带一路”步入实施阶段时,应该采取如下“积极稳妥”的步骤:

第一,以创新意识建立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一带一路”由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首先提出,本身是以区域合作发展倡议形式出现的,由于“倡议”具有开放包容、自主自愿、灵活方便的特点,大多数国家都表示欢迎并积极回应,但也有个别国家心存疑虑、表现冷淡或不支持。作为新型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应表现出更大的创新意识,确立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区域合作模式,重要的是要有一种适宜的、有效的治理结构,而不必注重外在的形式。

第二,首先做好“五通”。“一带一路”的总基调和进行方式是稳中求进。稳,就是稳扎稳打,有序推进;进,就是步步为赢,成果有感。在这方面,首先要做好“五通”。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一种“创新合作模式”,要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做起;鉴于有关国家在某个或某些方面对倡议尚存疑虑或抵触,可有针对性地做好相关工作,如跟俄罗斯要做好政策沟通,跟印度要做好道路联通,跟东盟要做好民心相通,等等。做好“五通”不要涉及政治安全问题。

第三,做好起点,把住重点,将自贸区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紧密联系,以点带面,从线到片。所谓做好起点,就是做好“带”和“路”在国内的起点,《愿景与行动》文件已将新疆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将福建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近期,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感召下,已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行动起来,热情很高。但应当加强统筹安排,突出重点,而不要一哄而上,忙于争抢头筹。对于已经确定的核心区建设,则需要搞好搞实硬软体基础,特别是建设好沿海和边境自贸区,做好它们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所谓把住重点,就是将中亚和东盟作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点,而不是四面出击,就此需对接国内自贸区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自贸区,将中哈边境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在跨境范围和区域辐射面上予以扩大,在功能上升级,形成示范效应和聚集规模效应,吸引更多国家加入或融入。

第四,对合作领域和专案科学分类,分别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并不是在所有领域或多数领域与沿线65个国家都进行合作,而是根据不同需求和实际条件实行分类合作。如在能源方面可以进行合作约有30个国家,在贸易方面约有4050个国家,在金融方面可能有70个国家。在这方面,应该有分类合作的预案和分解实施方案。

第五,虽然“一带一路”是非一体化的“经济带(路)”,不是区域经济集团和机制,也不会取代现有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但仍需某种整合方式或措施对合作和建设予以推进,避免“面条碗”和碎片化现象。可以在条件成熟时组成沿线国家圆桌会议或联席会议,类似于亚洲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其中中国要在制定和解释规则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通过合理设置议程,引导方向,不断经过协商形成更多共识。所谓“共识”可以在一定的积累时期后进一步发展成“问题领域”中的国际制度或软规则。

注 释

①新华网201538日。

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过程常常按此原理进行,例如对如何结束越南战争,既看鸽派智库的报告,又看鹰派智库的报告,不看到“反报告”不做最后决策。

③南方网2015330日,http://news.southcn.com/china/content/2015-03/30/content_121140097.htm.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l/201503/20150300922240.shtml.

⑤奥巴马政府今年26日公布《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在名为“国际秩序”的章节中仍将加速“亚太再平衡”列为首位。

⑥中新网2015328日。

⑦有关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处理好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关系,也就是搞好东西两向平衡的论述,可参见拙着:《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第十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⑧同前书,第261-262页。

⑨同前书,第272页。

⑩同前书,第272-273页。

有关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转变的论述,可参考前书第270页。

同前书,第271页。

同前书,第197页、第208页。

人民日报2015329日。

《地缘政治学》,第218页。

人民日报2015329日。

同上。

新华网201538日。

印度对我倡议的态度反映了其对地缘政治和战略问题的考虑,它反对中国在境内修建一条由南而北的铁路线,但赞成修建一条由东而西的铁路线。

如近期,国内各地对相关起点颇有争议,有的认为自己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陆上起点,有的认为自己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等等;海上丝绸之路起点问题,亦是如此。《愿景与行动》文件在确定新疆、福建核心区的同时,将以上海、天津、广州、福州等为代表的沿海城市定位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因特殊地理位置将处于西南地区的广西定位为衔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门户”。这样,就区分了核心区、门户等不同的序列。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55月号,总第2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