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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玉如:再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德关系发展前景

发布时间: 发布时间:2017-10-29  作者:admin   点击次数:   [] [] [] [更大]

        非常感谢举办方对我的参会邀请,并给予我发言的机会。我很珍惜能同国内外学者、专家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德关系发展问题。我的题目是“再论……”。为什么?因为去年4月曾经开过这样一次会议,我就此问题发过言,还为大会“论文集”撰写了文章。如今一年半过去,情况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今天主要谈两个问题:

        去年发言的基本观点;
        今年发言的观点变化。

 

        关于去年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五点内容。

        1. 2013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德关系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和新愿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抱持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2. 中德关系可以定性为一种大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大国关系不是所谓“新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必然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争斗关系。

        3. 中德两国都属于世界上的新崛起大国。中国主要是经济上崛起,因为中国早已是政治大国;德国主要是政治上崛起,因为早已是经济大国。两个新崛起大国之间的相互适应与相互帮衬,对于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对于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与全球治理有效实施,是十分重要的。

        4. 正是在这种相互支持与帮衬方面,我已看到两个积极的信号:一是“传统”经济大国德国对“新起”经济大国中国的帮衬,表现在中德两国在2014年10月10日签订的“共塑创新行动纲要”第8条中,德方明确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将为中德、中欧合作开创新的机遇并为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沿线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这在欧洲或国际范围是比较早的表态。

        第二个积极信号是“传统”政治大国中国对“新起”政治大国德国的帮衬,表现在上述纲要第3条,规定启动“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年度机制(两国外长主持、国防部代表参加),已经在2015年开启对话,前景广阔与良好。

        5. 当然,两国合作进程中有困难、有问题。但是,两国关系迄今为止发展的广度、深度和机制化程度(70多个机制)等,有助于管控和化解分歧,为促进亚洲、欧洲与世界的平衡、稳定与福祉做贡献。

 

        第二,今年的观点变化。

        主要是上述积极乐观的态度出现一些变化;原因在于德国方面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变化。我在今年8、9月份访德期间,从德国官员与学者口中听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看法,可以概括为三个词:扩张,强迫,利己。

        关于“利己”与否的问题。

        我想,每个国家都在国际社会致力于实现本国利益,这很正常;关键是,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即所谓“零和博弈”,将我的“得”建立在你的“失”之上。中国主张并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这已写进联合国的文件。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这个“共”字代表什么,是很清楚的!

        关于“强迫”与否。

        先不说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深层影响;也不说中国自身曾经遭遇过的列强欺辱的历史记忆;就说现实政策,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宣示的是“政策对接”,不是一方强迫另一方,而是平等互利进行操作。

        关于“扩张”与否。

        假如扩张不是指地理上跨越了国境、而是同上述的“强迫”与“利己”相结合,那就是负面的。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上述负面指责不值一驳;因为该倡议更是一种中国改革开放获得自身发展以后,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欧盟2016年“对华新战略”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且自身也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援助提供者。

        中国方面也正在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包括非洲的)地区投资力度。假如中欧双方的新发展规划相互协调与对接,对欧亚大陆的繁荣和稳定是利好,也赋予中欧/中德合作更丰富的全球内涵。

        当然,一项宏大事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毫不奇怪;可以通过对话磋商等不断化解分歧,纠正实际操作中的偏差。但是,上述三种认知显然不是指操作层面的偏差,而更让人感觉是一种对中国倡议的根本否定的认知。

         一点分析。为什么德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从正式纲领中的支持和欢迎,转为一种近乎根本否定的认知?

        我在两年前写过一篇有关中德关系的德语论文,提出一个概念叫“反共原教旨主义”(antikommunistischer Fundamentalismus),这篇论文已于今年在德国柏林发表。这是德国对中国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普遍认知,简单来说就是将中国看作是已经消亡的东德的扩大版。它就像一个有色眼镜,决定和影响着对中国的视觉与认知,自然也会反复顽强地在具体的政策或理念方面体现出来,譬如经济竞争或人权的问题,等等。

        这个问题能化解吗?恐怕难以乐观预测。不过,我曾经认真阅读过德国前外长、现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2016年6月27日在汉堡发表的一篇论德国外交政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应该抛弃“西方中心主义”,实行真正的观点与方法上的“多元主义”。他说:应该努力认识和了解世界上其它行为体的秩序观念及其区域、文化、社会的差异,看看能够奠定一个社会超越现实秩序的政治与社会关系基础的,都有哪些历史背景、叙事模式、梦想与精神创伤。这种看法给了我一点信心,但是如何落实到行动中?恐怕仍然难以乐观其行。

        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圆满闭幕。这个百年老党正在焕发新的青春,努力“为了大众的(14亿之众)福利”奋斗,并奉行旨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政策;全然不是像某些德国学者描述的那样正在遭遇“认同危机”(Identitätskrise)。中德关系如何向前发展?“球”更在德国一方。

 

                                                                                                                                 2017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