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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沙龙第二十七期 | 历史认知与中国现代化

发布时间: 发布时间:2019-06-16  作者:   点击次数:   [] [] [] [更大]

  2019年6月15日下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沙龙第二十七期在国关咖啡厅成功举办。来自中联部、北京市委、北京教育学院、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华社、《求是》杂志社、环亚青年交流发展基金会等单位的院友们参与了本次活动。

  本期沙龙的主讲人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徐教授,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7年赴美国加州大学留学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叶自成教授担任本期沙龙主持人。

  沙龙开始徐教授坦率地说,初入北大时,由于种种原因,自己对政治学是抱有成见的,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自己对政治学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尽管徐教授自称中国近代历史不是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但他在这一方面有许多的思考,在活动过程中也多次强调了历史认知对于我们的思考、定位和选择的重要影响。

  徐教授讲道,中国学界早年对西方的了解主要来自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但是政治思想史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领域,我们在政治学上缺少对认知领域的研究。以美国的政治行为研究为例,政治行为研究从心理学开始,研究人们如何认知以及如何判断政治行为的对错,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甚少。

  随着实证主义的发展,关于政治学是否能够科学化的争论颇为火热。徐教授认为我们的知识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客观存在的,可以科学化,另一部分的社会行为、社会活动,是人类生活建构的,与我们的意识行为有关,难以科学化。而历史认知属于能够科学化的部分,政治思想则属于难以科学化的一部分。

  现代化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认知问题。现代化的概念是西方提出的,现代性也是一个西方标准。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事后逐渐形成的。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加强,西方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西方的崛起又伴随了扩张的冲动。西方按它的文化、标准进行扩张,但是他们的模式在亚洲,尤其在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对此,徐教授补充到,文化价值与物质基础密切相关,近代西方没能彻底改造中国,有很大的原因是他们的能力有限,难以控制中国广袤的领土,他们的文化价值与中国现实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生活方式也不尽相符。

  徐教授还提到了中国的启蒙主义情结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国内一直存在一种民族悲情情绪。相比于西方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当今国内对五四运动缺少适当的反思。在这种民族悲情下,中国的知识界主体长期具有启蒙主义情结,认为中国的落后是与自身的文化有关。徐教授认为,其实很有必要重新研究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史。首先,启蒙主义情结支配了我们议题设置,有必要清理我们潜意识中长期困扰我们的启蒙主义情结,重新认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其次,由于晚清变革的失败,中国的历史观自上世纪初起逐渐被革命史观支配,革命史观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有必要回归到整体的、复合的历史研究。而中国独特的现代化模式为我们研究现代化与历史认知提供了土壤。国家治理研究将可能可以成为一个有序的,积累性的知识体系。

  在提问环节中,徐教授与其他院友们就国家与人的关系、观察的理论化系统化的重要性、启蒙运动带来的核心价值体系、普世价值、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下的现代化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最后,主持人叶自成教授为本期沙龙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徐教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术型教授。叶教授补充道,虽然现代性的概念是来自西方的,但是现代性却最早出现在中国,商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叶教授引用了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说明中国的现代性比西方早了一千八百多年,叶教授还引用了汤因比《历史研究》中提及的三种文明模式——犹太模式、古希腊模式(西方殖民模式)、中国模式(大一统模式),说明了中国改良型的大一统模式的优势。叶教授强调了华夏传统的重要性,我们需要通过与外部的对比了解到中国有什么,我们需要总结五四运动,对我们的文化有深刻的反思。

  在热烈的气氛中,本次活动圆满结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办公室金瑞老师代表院友会向徐教授和叶教授赠送礼物。